2014年10月，
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工作近10年后，
沈渊回国了。
和这位32岁的“青年千人计划”专家一起回到清华的，
还有一份13年前的入党申请书。
沈渊
3年间，
从中国到美国、
再从美国到中国，
这几页薄薄的稿纸始终妥帖地放在他的行李深处。
这是一份学生时代的“告白书”。
彼时，
“最优秀的同学都在申请入党”，
但沈渊追寻信仰的脚步却被出国留学的计划打断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刚一回国，学校就为他配备了“双导师”，
既在学术上提供帮助，
也在思想上不断交流。
一次次接触下来，
沈渊有了种“火种被点燃”的感觉。
被点燃的，
是一群激情满怀、
期待与祖国复兴伟业同频共振的“最强大脑”——
王新泉，与细胞、病毒打交道的结构生物学家， 2017年6月入党；
何珂，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重要“捕捉者”，2018年1月入党；
谭旭，主攻新型抗病毒药物发现的药学家，2017年10月入党；
还有致力破译神经退行性疾病致病“密码”的医学家贾怡昌，
希望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快速疾病诊断的化学家向宇，
量子通信领域备受瞩目的“80后”科研新星马雄峰……
清华党委书记陈旭出席药学院“青年千人”谭旭副教授发展会
这群“最强大脑”，
在不同领域叱咤风云，
却在归国后做出了同一个人生抉择——
入党。
在别人眼中，
他们早已功成名就、是人生赢家。
他们究竟图什么？
又一个“七一”即将到来，
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故事——
“我不愿只做祖国发展的‘旁观者’”
回到清华1个月后，
沈渊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又过了580天，他入党了。
在这580天里，
这位年轻的电子系副教授
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党建调研，
还写下了数万字的个人自传、思想汇报。
这580天，
也是他科研上“最要劲”的时候。
组建科研团队、
筹备教学事宜，
更可况，6年内通不过教授会的大考，
就得“卷铺盖走人”。
重重压力下，
有人劝他：“先忙事业要紧，入党为啥不缓一缓？”
忙，的确拖延了不少人向党组织靠拢的脚步。
对于这群“人生赢家”，
有人认为“业务上去了，名誉、待遇就都有了,
入党不入党无所谓”，
有人觉得“顾不上考虑入党问题”，
……
沈渊入党发展会现场
信仰的种子，
播撒在贾怡昌的留美岁月中。
“我2007年出国，2013年回国。
出国时有种论调，
。
但事实证明，今天的中国，
拥有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强大活力。
，
不可能取得这些奇迹。”
“忙，大家都忙，而且会越来越忙。”
入党前，
王新泉也有疑虑，怕耽误科研。
可参加了几次系里的民主生活会后，
疑虑打消了。
“原来一听入党、开会，觉得没自由、约束多。
置身其中，
才能理解这个优秀集体在调动每个人的能动性。
我希望成为这个庞大‘机器’的小小‘螺丝钉’。”
不信不入，先信后入，
真信真入，入了就撸起袖子加油干。
这些“学术牛人”说，
入党，
没有功利的计算，全凭初心的萌动。
他们为祖国的飞速发展而惊叹；
他们坚信“真想做出点事情，祖国就是天堂”；
他们更对自己正亲身参与的伟大事业充满自豪——
“既然都回来了，
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最优秀的集体，一起做点事？”
“我不愿只做一名‘旁观者’，
我迫切想加入实现这一伟大愿景的行列中。”
这是沈渊的告白，
也是这群“最强大脑”们的共同心声。
从嘉兴南湖红船上寻找光明的摆渡人，
到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
，
激励、召唤着亿万人民生死相随。
这其中，
从来不乏先进知识分子的身影。
因为信仰，
原本生活优裕的大学教授
；
因为信仰，
留美博士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
为大国尊严倾尽毕生心血；
同样因为信仰，
植物学家钟扬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
为国家和人类储存下丰富的基因宝藏……
今天，
中国大学正行进在冲击“双一流”的征程上。
有人关注大学排名，
有人重视发有影响力的论文，
也有人把目标瞄准了诺贝尔奖。
但在清华，
让高知识群体汇聚在信仰的旗帜下
却成为重要一环。
1955年，
清华校刊《新清华》记载了这样一段往事。
1952年，，
，
号召既帮助非党员的教授、副教授
，
又帮助中青年教师党员提高学术水平，
使新老教师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提高成长，
实现“会师”。
他还亲自介绍著名机械工程学家、
65岁高龄的刘仙洲教授入党。
此后，一大批知名教授、专家纷纷入党。
信仰激荡下，
一道道科学难题被攻克，
一个个国家急需项目被完成，
一面面鲜艳的党旗插上了科学的高峰——
水利水电专家张光斗，
1956年5月入党，
立志要“在把我国科学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事业中，
锻炼自己成为红色的知识分子”；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良镛，
1960年5月入党，
“我愿意为这人类最伟大的力量贡献出我的全部理想，
不惜在必要时付出我的生命！”是他的誓言；
建筑泰斗梁思成，
1961年入党，
“党有人类最崇高的理想……
我越来越感到要为实现这个理想贡献出一份力量”成为他的自白；
……
前不久，
贾怡昌“自掏腰包”
请实验室所有学生去看电影《无问西东》。
“人要有情怀，更要立志。
‘扛起民族、国家的希望’并不是大话空话，
它就体现在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里，
比如你每天8点来实验室、12点走，
扎实做好科研的每一步。
人的一生要过得有价值，
你总要用你的头脑去创造些什么。”
“今天的学生，
一定要知道你选的专业、你从事的行业
对中国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世界格局中的创新意义又是什么。”
何珂笑言，
原来和学生相处，
更多地把他们当成攻关“合作者”，
现在，
他想让他们能精心思考更多的东西，
比如科研到底是为了什么：
“身处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国家投了这么多的经费、给了这么好的条件，
不好好干对得起谁？”
入党半年后，
沈渊又接过了院系学生组长的担子。
这意味着，
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
他将付出更多的心力，
也必将影响更多的青年。
“我见过许许多多聪明的人。
但最后他做了什么、又体现出多大的价值，
跟信仰密切相关。”
这位年轻的80后始终记得，
14年前，
在那个微风拂过的夏夜，
清华东主楼挤着七八个“学术大牛”的办公室里，
同样选择从美国归来的导师
在他的出国推荐信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把最优秀的学生送出去，
总有一天，他会回来，做更大的贡献。”
这是信仰的力量，
更是信仰的传承。
他说，同样的场景下，
今天，
我也会发自内心地
为学生写下这样朴实却有力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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