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能像王小妮一样写自传呀

鼎在川上2020-10-09 14:15:32

写自传,以编年方式较多。但如果一个人活得平淡,可能有一些年份就没有多少内容可写。 我就属于活得比较平淡的人,卑之无甚可记,所以打算放弃编年,只写一些记得起来,而且又可以写出给自己之外的人看的事情。

王小妮也是采用此种方式。她的《一直向北 — 我的人生笔记》,只分三辑:

“在记忆里问候我的童年”“我在未来存了许多阳光”“回忆向北,我向南”,同时配发一些不同时期的照片。串起来读,大体可以读出此人一生轨迹。

不过生于1955年的王小妮,才到花甲,还有一大把时光在后面,所以她申明,“我写了我经历过的一部分,它当然不是全部,还有一些没到讲的时候。”

那么我呢?是否已经到了讲出所有该讲的一切的时候,不然可能就来不及了?

也还没到。很敏感的事情,现在还不方便讲;自己很在意的事情,也许就留给自己,没有必要与世人分享。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你的事情,你自己觉得重要,对于不相干者,也许就是一堆垃圾而已。

王小妮也算一个公众人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新诗坛,留下过印记,先生徐敬亚还是新诗弄潮儿,在谢冕孙绍振两位大师之后掀起过第三次新诗潮。但王小妮此书,倒是几乎全写自己经历,而且几乎不涉及写诗的事情。除了每一辑前附一两首短诗,你也很难看出她曾是诗人。书中所记,都是日常生活:上幼儿园,上小学,饥饿,第一次看见死人,第一次吃酒席,失火 ,插队,吃忆苦饭,南方的台风,……;如果写人,也都是寻常人:从树上掉下被木栅栏豁开肚子的小朋友斧子,家里穷得买不起文具盒的同学小文,死于武斗流弹的白俄老太太,乡村敬老院里表情木然的老人,醉在大雪中的外乡人,深圳骗钱的乞丐,试图逃港的同事 ……。当然也会写到亲人:父亲、母亲、丈夫,儿子。这些事这些人,其实同时代大多数人都会经历,只要老老实实地写下来,就构成你的自传,至少是自传之大部。

诗人的自传,即使他(她)不写关于诗歌只写庸常,写出来还是会与别人不太一样。倒不是充满或者弥散着诗意,而是写诗的过程会提醒他(她)一定要写得与众人不一样,要有自己的个性、风格,自己的话语系统。看书中三辑,第一辑关于童年和青年,大多是比较朴实的叙事,一篇就写一件事或一个人,很单纯;第二辑开始有些思考和议论,比如《装问题的口袋漏了》,说“问题”像麦粒儿,是自然界的一种存在,也是我们以外另一个庞大的独立体系,真正的问题不能回答,所以我们要习惯心里布满疑团。《注视的结果》说树好像是缺少感情的东西,因为“我”注视了它们无数遍,它们竟然全无反应。或者是,站在树的角度,人的目光一定是不存在的?而树的申辩是:你看的根本不是我,不是我的任何树枝和叶子。你是在枝叶的空隙里看你的儿子,你希望马上见到他骑着车回家,他不是已经在你每天的等待里长得又细又高了吗?于是作者写道:“树和儿子都在生长。更大的事实是,没有什么是我注视的结果。我心里非常清楚。蒙住任何一个母亲的眼睛,她的儿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注视。像捕捉萤火虫的流光那样,捕捉儿子的神情,他发现了我,多半做出一个最丑的鬼脸,然后马上转身离开。我并没有看见很多,这种注视不可满足。我对那些小树说话,它们没有反应,但总不至于马上转身走掉。”作者这时的疑问是:10年里面有多少太阳光转化成了太阳能,可怎么没人想到,我的注视也饱含着某种能量呢?

当然,诗人王小妮还有许许多多疑问,藏在叙述之中。她想到,关于苦难,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东西被讲述出来,像萨特的《占领下的巴黎》。它可以提示中国人找到没有想过的角度。“中国人似乎更擅长于书写和编织忧愁。是不是中国人理解的忧愁才更接近于美好的境界?而苦难太具体,太惨烈,太形而下,是中国的人所不屑于写的。”“苦难像最美丽清澈的溪水,欢迎一切人拿他短促如草的生命去泅渡”。也许,“人首先需要走进今天,而不是回望昨天。只有极少的时候,我们坐下来想,使旧事烽烟一样滚滚地倒回来。”

“我们被派遣到这个乱蓬蓬的、永动机一样的人世上来了。太阳只拿出它最短促的光,照耀我们,之前之后都是黑暗。我们的身体,正好被自然的明和暗平分了一生。没有专门的委派任免,至高无上的神杖,谁也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人都要受难。说话的和不说话的,喊叫的和沉默的,自以为逃脱了的,恰好正在其中。”

     王小妮《一直向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