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自传，以编年方式较多。但如果一个人活得平淡，可能有一些年份就没有多少内容可写。 我就属于活得比较平淡的人，卑之无甚可记，所以打算放弃编年，只写一些记得起来，而且又可以写出给自己之外的人看的事情。
王小妮也是采用此种方式。她的《一直向北 — 我的人生笔记》，只分三辑：
“在记忆里问候我的童年”“我在未来存了许多阳光”“回忆向北，我向南”，同时配发一些不同时期的照片。串起来读，大体可以读出此人一生轨迹。
不过生于1955年的王小妮，才到花甲，还有一大把时光在后面，所以她申明，“我写了我经历过的一部分，它当然不是全部，还有一些没到讲的时候。”
那么我呢？是否已经到了讲出所有该讲的一切的时候，不然可能就来不及了？
也还没到。很敏感的事情，现在还不方便讲；自己很在意的事情，也许就留给自己，没有必要与世人分享。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你的事情，你自己觉得重要，对于不相干者，也许就是一堆垃圾而已。
王小妮也算一个公众人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新诗坛，留下过印记，先生徐敬亚还是新诗弄潮儿，在谢冕孙绍振两位大师之后掀起过第三次新诗潮。但王小妮此书，倒是几乎全写自己经历，而且几乎不涉及写诗的事情。除了每一辑前附一两首短诗，你也很难看出她曾是诗人。书中所记，都是日常生活：上幼儿园，上小学，饥饿，第一次看见死人，第一次吃酒席，失火 ，插队，吃忆苦饭，南方的台风，……；如果写人，也都是寻常人：从树上掉下被木栅栏豁开肚子的小朋友斧子，家里穷得买不起文具盒的同学小文，死于武斗流弹的白俄老太太，乡村敬老院里表情木然的老人，醉在大雪中的外乡人，深圳骗钱的乞丐，试图逃港的同事 ……。当然也会写到亲人：父亲、母亲、丈夫，儿子。这些事这些人，其实同时代大多数人都会经历，只要老老实实地写下来，就构成你的自传，至少是自传之大部。
诗人的自传，即使他（她）不写关于诗歌只写庸常，写出来还是会与别人不太一样。倒不是充满或者弥散着诗意，而是写诗的过程会提醒他（她）一定要写得与众人不一样，要有自己的个性、风格，自己的话语系统。看书中三辑，第一辑关于童年和青年，大多是比较朴实的叙事，一篇就写一件事或一个人，很单纯；第二辑开始有些思考和议论，比如《装问题的口袋漏了》，说“问题”像麦粒儿，是自然界的一种存在，也是我们以外另一个庞大的独立体系，真正的问题不能回答，所以我们要习惯心里布满疑团。《注视的结果》说树好像是缺少感情的东西，因为“我”注视了它们无数遍，它们竟然全无反应。或者是，站在树的角度，人的目光一定是不存在的？而树的申辩是：你看的根本不是我，不是我的任何树枝和叶子。你是在枝叶的空隙里看你的儿子，你希望马上见到他骑着车回家，他不是已经在你每天的等待里长得又细又高了吗？于是作者写道：“树和儿子都在生长。更大的事实是，没有什么是我注视的结果。我心里非常清楚。蒙住任何一个母亲的眼睛，她的儿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注视。像捕捉萤火虫的流光那样，捕捉儿子的神情，他发现了我，多半做出一个最丑的鬼脸，然后马上转身离开。我并没有看见很多，这种注视不可满足。我对那些小树说话，它们没有反应，但总不至于马上转身走掉。”作者这时的疑问是：10年里面有多少太阳光转化成了太阳能，可怎么没人想到，我的注视也饱含着某种能量呢？
当然，诗人王小妮还有许许多多疑问，藏在叙述之中。她想到，关于苦难，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东西被讲述出来，像萨特的《占领下的巴黎》。它可以提示中国人找到没有想过的角度。“中国人似乎更擅长于书写和编织忧愁。是不是中国人理解的忧愁才更接近于美好的境界？而苦难太具体，太惨烈，太形而下，是中国的人所不屑于写的。”“苦难像最美丽清澈的溪水，欢迎一切人拿他短促如草的生命去泅渡”。也许，“人首先需要走进今天，而不是回望昨天。只有极少的时候，我们坐下来想，使旧事烽烟一样滚滚地倒回来。”
“我们被派遣到这个乱蓬蓬的、永动机一样的人世上来了。太阳只拿出它最短促的光，照耀我们，之前之后都是黑暗。我们的身体，正好被自然的明和暗平分了一生。没有专门的委派任免，至高无上的神杖，谁也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人都要受难。说话的和不说话的，喊叫的和沉默的，自以为逃脱了的，恰好正在其中。”
王小妮《一直向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