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被问起是如何开始我的工作的，早年的经历在我的人生中起了什么作用。问题简单而明确，答案却非如此。
1928年我出生于苏黎世，随后跟随父母辗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在10岁的时候，我来到美国，先后在芝加哥、斯坦福以及哈佛求学。博士毕业之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开始了长达50多年(1956-2008)的学术生涯。斯隆为我这段令人满意且高产的学术生涯提供了非常好的助推环境。50多年里，我亲眼见证并参与了组织心理学领域中五个概念的形成与演化。这五个概念分别是：强制说服、职业锚理论、过程咨询、组织文化以及谦逊探询。1965年，我出版了组织心理学领域最早的两本教材之一，这本教材促进了组织发展理论的实践。
1956年，我与美丽的玛丽·劳梅开始了长达52年的婚姻。在她76岁时，癌症把她从我身边带走。我们有三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并且有了7个孙子辈的孩子。现在，我88岁了，住在加州硅谷一个非常漂亮的退休小区的屋子里，回首一生。
我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我见过他在家里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分析数据、写研究结果以及组织教学材料；我也见过他在家款待自己的研究生和同事，主持长时间的讨论会；我甚至见过我父母进行学术方面的争论，他们会争论研究领域内的动态，别人在做或没在做什么，某项研究或者某篇论文会如何影响到父亲的工作等。以上种种让我对学术研究有了一些自己的印象。例如学术研究需要高强度全身心的投入、在数据分析中发现了新成果后激动的心情以及当研究成果发表时那种被认可的感觉；教授们所写的论文以及著作是值得赞美和尊敬的；最后，也是学术研究最本质的，发现有价值的新东西以及通过论文和演讲去向全世界分享自己的新发现。
对于我以后会成为一名教授这一点，我从不怀疑。但我从未意识到“成为”一名教授和“做”一名教授差别到底有多大,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需要花多少时间，研究生阶段的构想与最终从事的工作有多么的不同。
1938年秋天，我来到了芝加哥，进入海德公园的一所公立学校学习。1944年，我被芝加哥大学录取。接受了三年的通识教育之后，我决定选择攻读心理学。于是，申请了当时心理学领域最强也最具创新性的斯坦福大学并顺利被录取。
在斯坦福大学，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课程当中，享受那种沉浸在学科和学科变革中的感觉。一年之后修完了足够的课程，获得了又一个学士学位。在斯坦福所学到的东西对我非常有启发，于是我选择继续在这儿攻读硕士学位。作为访问教授刚来到斯坦福大学的哈里·赫尔森(Harry Helson)让我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定，当时他需要为他的感知权利社交影响实验找一个助研，而我刚好符合条件。
赫尔森提出了一种叫适应水平的理论，并且在实验中表明，如果我们一开始处于某个区间的参考光线刺激下，那么我们会逐渐以这个亮度的光线作为中间点，高于这个亮度的光线我们认为是“明亮的”，低于这个亮度的光线我们认为是“昏暗的”。参考光线锚定了一个点并创造出了新的主观参考点和新的适应水平。
赫尔森想表达的是，这些参考锚点可以是物理上的，也可以是人际上的。果然，我们发现，事先听到其他人的评价会强烈影响到实验中的被试者的判断。我把这个实验的结果写成了硕士毕业论文，并由此，正式开始了我作为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社交影响机制的学术生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进入学术界。
尽管斯坦福的心理学系很强，但是我几乎已经上完了这里所有的课程。是时候看看别的地方了，我选择哈佛大学的社会关系学系，被录取后，于1949年秋天，来到了坎布里奇（Cambridge,Massachusetts）。
我在哈佛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点来到这里。当时几个主要的社会科学院系的领军人物决定成立一个“社会关系学系”（SocRel），正式从普通的心理学系拆分开来。这个系包括了人类学、社会学、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每一个研究生都能集中研究这些领域中的一个领域，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要上所有领域的课程。
我再一次开始独立的生活，不断尝试新事物。我喜欢这种感觉，但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六到八年时间里，将不会再有太大的变化发生。日子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如果一切按部就班，我也许会渐渐失去学习的动力。
在哈佛期间， Psychology Training Program）”。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会完全改变我的职业和生活进程。，会与遣返战俘打交道并开展研究工作，也没想到这会逐渐中断我的纯粹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要知道，这是我当时全部热情所在。
哈佛的社会关系学系要求博士生参加田野调查或者是社会实习。， Hospital）实习的机会，被安排到病房对病人进行诊断测试。诊断测试和分析是精神病医生必备的技能，我并未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很快就从一些重要的诊断测试中学习了经验，临床心理学家吉姆·劳伦斯（JimLawrence）的教导更是让我受益匪浅。掌握了处理测试的能力之后，我更坚信我能成为一名心理学家。
在沃尔特·里德的实习也让我有机会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收集数据。对社交影响的兴趣使得我开始进行一项模仿学习的实验：如果在某一个任务中，一个人总是模仿另一个人，那么换一个不同的任务，这个人还会继续模仿吗？
我总共对240个入伍士兵进行了测试，收集到了论文所需要的数据。数据清晰表明，如果一个人在某个任务中的行为多次被认定为正确，其他人会模仿他，并在相似的任务中继续模仿，而随着任务相似度的降低，模仿行为也逐渐减少。
返回坎布里奇后，我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最终成稿长达300多页，部分内容发表于著名的期刊《变态及社会心理学》上。对首次尝试正式学术研究的我来说，这算得上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拿到博士学位后，。在哈佛的几年里，我长期处于社会学、人类学和临床心理学的氛围中，这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
，因此非常广泛。研究所的领导，极具智慧的精神病学家戴维·理光（David Rioch）鼓励同事们进行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只要研究内容有助于理解与战争有关的精神疾病即可。在这样一个开放自由的研究氛围中，我可以自主规划研究内容。团队、组织、社会影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打算研究如何能够将其运用到群体进程和领导力上去。然而，1953年夏天，我的研究之旅被引上了一条似乎是命中注定的道路。
1953，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在大规模交换战俘行动中，作为现役军人的心理学家，我被派往韩国仁川，陪同被中朝军队俘虏的美国士兵乘船回国，在回国的16天航程中，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评估及咨询治疗。
到达仁川后，我被告知我所负责的船只在三周后才能到达，也就是说，这三周里，我将无所事事，等待回国的遣返者也无所事事。于是，我打算利用这段时间，做点自己的研究。
我设置了一个小小的访谈点，随机找一些遣返者，询问他们被俘的经历。 我尽量避免在提问时透露出我的兴趣所在。 采用这种“谦虚探询”的方式，受访者能够畅所欲言。
我告诉受访者自己是沙因，请他们“试着回想下你被俘那天的情景，告诉我都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便是听受访者讲述，只偶尔地以“然后呢”来引导受访者继续讲述。如果受访者讲述的内容比较宽泛，我会请他举个例子。
基于对这些战俘的第一手的详细访谈，我完成了“中国的战俘改造项目”（“The Chinese Indoctrination Program forPrisoners of War.” ）一文，发表于《精神病学杂志》，这是我重印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
在从仁川归国的航程中，我们对遣返者进行了测试，进一步的访谈以及一些必要的心理咨询。基于这些测试，我与多个同事合作了多篇论文。最终发展出了“强制说服”这一概念，用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一个人无法轻易离开，那么，就有可能对其进行各种方式的说服。
陪同遣返战俘回国的这段经历，为我往后五年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到难以置信的数据宝库。除此之外，这段经历也从根本上塑造了我处理数据的方法、分析问题的方式、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以及写作方法等等。我开始逐渐从“专注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向后来被定义为“学者、实践者”的临床心理学家转变。我被“推入”到了临床研究中，并且发现这种研究非常引人入胜。
我的绝大多数同事都已婚并育有子女，作为组里唯一的单身汉，我难以逃脱相亲的安排。而我的好朋友乔治·克兰普顿，更是以为我找到另一半为已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热情安排下，我认识了玛丽·劳梅，我们兴趣相投，经历相似，很快便坠入爱河。在沃尔特·里德的日子因此而变得更加的快乐和谐。
我的服役期将于1956年中结束，在此之前，我收到了MIT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McGregor）教授的来信，邀请我到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担任助理教授，给管理学硕士生及博士生开设社会心理学课程。
我在上学时读过麦格雷戈教授领导力研究方面的文章，也曾参加过艾力克斯·巴弗拉斯（Alex Bavelas）在MIT开设的一个课程，但我对管理学几乎一无所知，我觉得如果去了管理学院，就意味着将彻底地切断与理论社会心理学的联系。
后来我得知，MIT正尝试一种基于跨学科而非特定应用领域的管理学教育新方法。也就是说，他们会试着去聘请一些数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博士。这些博士可能完全没接触过管理学。他们想看看这些博士对这个新兴的领域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换句话说，我自己的兴趣和我研究的东西可能和管理学应用有一些自然的结合，因此可以继续我的实验研究。这种跨学科的方法在我看来很有前途，同时我也非常希望能和巴弗拉斯一起工作，当然，还有重回坎布里奇的诱惑。最终，我决定接受MIT的职位。
而在此之前，我向玛丽求婚了。1956年7月28日，我们在沃尔特·里德教堂举行了婚礼。婚礼后的一个星期，驾车前往，一起投入新的生活中。
到MIT的第一年，我的教学任务包括一门必修课和两门选修课。我之前没有任何的教学经验，也并没有意识到设计一整个学期的课程、选择教材以及布置每周的阅读材料是多么的困难，尤其是在几乎完全不了解学生，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期望的情况下。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课程，内容几乎涵盖社会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以及组织动力学甚至是部分精神病学的理论。我仔细地选择课程资料，有趣性和权威性缺一不可。
然而，最初的教学体验对我来说却并不美好，以至于我有些怀疑自己是否能做好这份工作。虽然麦戈雷格给予了我绝对的信任和信心，我仍觉得自己是在“应付”而非做真正喜欢的事情。但在发现了体验式学习这种方法之后，我的教学态度发生了改变。
体验式学习初体验
到MIT的第二年，麦戈雷格建议我了解一下位于缅因州伯特利的人际关系实验室（Human Relations Lab）。从1947年开始，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一些学生和同事开始主持这种研讨会。这些研讨会会将研究与一些新型的教育模式整合起来，当时已经有了一些非常突出的发现。
我不认为在这个实验室进行为期三周的学习能带来什么帮助，但是为了不拂“老板” 麦戈雷格的好意，同时也考虑到能带着家人到缅因州漂亮的景点住上三周，于是，在1958年夏天，我参加了这个实验室。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实验室对学术界和我，意义多么重大。
从我以往的临床训练和研究调查经验来看，为了准确地收集研究数据，研究者需要明确自己要研究什么以及要怎样研究，需要尽量掌控整个过程。因此，当我第一次接触松散的T小组（T-groups，Tfor training）时，我感到既震惊又焦虑，既迷惑又好奇。
第一次小组会议开始前，我和其他参会者闲聊着等待指导人员的到来，我们正好奇谁负责我们组时，一个声音响起： “我是理查德·沃伦。我们每天上午和晚上都要花两个小时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的目标是从自身的体验中学习。”之后便一言不发。
指导人员难道不应该给予我们指导吗？我们交钱难道不是为了获得指导吗？显然不是。沃伦让我们自行决定要做什么。但是在发现小组中发生的某件事值得每个人去思考的时候，会立刻打断我们，开始“教”我们进行后来所谓的“过程分析”：回想我们刚才做了什么、谈谈你自己的感受、仔细分辨不同的人关于同一个事情感受的细微差别以及思考一下我们本可能会做出的某些其他行为。
刚开始，我并不认同这种方式。我常在每天回到家后向玛丽描述指导员做了或没做哪些荒缪气人的事。我尤其接受不了这样的问题：“你现在什么感觉？”“你用哪个部位感受？”我实在是看不出用身体的哪个部分感受和学习小组有什么关联。然而，在听取了一个以团体发展阶段理论为主题的“20分钟演讲”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以前曾经阅读过有关团体发展阶段理论的论文，但当时并没有特别的体会。然而，有了T小组几个小时的经历，再听到这一理论时，突然意识到可以将这些理论、概念与过去几个小时我所看到的团队里的各种行为联系起来，我猛然发现，我们团队所经历的正是这种团体发展理论的现实版。
于是，我开始理解了所谓“从体验中学习”的意义。通过体验，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这一体验相关的概念。体验很重要，能够从中学习也很重要，如何学习同样重要。“用哪个部位感受”看似荒谬，但能够引导人们将注意力完全放在当下的“感觉”上。我发现，这种通过观察“此时此地”进行学习的方式比收集数据再回头分析数据的方式要更有效。停下当前正做的事，问问自己：“刚刚发生了什么？”这样能让我们看到每个人对于某些事的理解有多么不同，每个人的感觉和判断有多大差异。我们不仅能听到别人说出他对我们行为的看法，也能发现“我可能是团体唯一一个有这样看法和这样感受的人”。
加入伯特利实验室
三周的学习结束之后，我申请了实验室的学徒实习项目，在1959年夏天的实习中，与其他成员一起学习设计可以使学员从中受益的学习体验。我发现，在伯特利实验室，陌生的团队成员之所以能够克服社交禁忌，开诚布公地告诉彼此对其行为的感受，并在培训人员的指导下从中学习，主要得益于实验室所创造出的异于平常的社交环境——“文化岛屿”。于是，我不由地想，是否可以把实验室的设计技巧应用到课程设计中去？
我不再像最初那样抗拒这种方式了，相反，还成为了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并在1960年及之后的十几年里成为了固定成员。而作为一个老师，我还将在伯特利实验室中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了教学课堂中去。例如，如何通过“20分钟演讲”来清楚地讲述一个或几个概念，并配以适合的案例加以说明；如何通过设计学习过程来给学生以启发等。
我开始考虑我该如何教学。真的必须由我来决定教学的内容吗？我真的需要完整地教授某一领域的所有知识吗？重要的是知识本身，还是懂得如何观察、准确提问、倾听和思考？
管理者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无尽变化和永恒挑战的世界，他们需要的并不是许多“知识”，他们需要的是获取知识以及在工作中应用知识的能力，而掌握这一能力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学习”。
本文责任编辑：朱晶
Zhuj3@sem.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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