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今年初，《体育与科学》微信公众号开设了“作者自白”栏目，邀请作者以叙事性的方式写论文中思想、观点、假设等形成过程的来龙去脉，目的是为青年学者提供一种学术指导。这个栏目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如今，我们再辟“自白之后”新栏目。从作者各自的研究方向在本学科研究中的地位、国内外的研究动向、取得的成果和未来的学术走势等等方面，用叙述和评议相结合的写作方式，为大家提供一份体育学术思想史进程。
“作者自白”与“自白之后”两个栏目构成了点面照应，形成清晰的体育学术脉络。当然，这种学术史的梳理，是个人性的，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可讨论的文本，欢迎大家留言。
杨海晨
学校：福建师范大学
研究方向：体育人类学
最近数十年以来，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民族学、等领域，口述历史已几近燎原之势，并形成了专门的“口述史学”。基于此，John Williams于2012The New York Times Blogs）上甚至做出我们已经进入了“口述历史时代”（The Age of Oral Histories）的判断。受此潮流的影响，体育学界亦陆续涌现了一批口述历史作品。《体育与科学》期刊主编程志理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学术动向，在期刊上专门为广大学者提供了一个口述历史作品的刊登平台，我即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口述历史时代已经到来
前段时间，程老师希望我在《体育与科学》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口述历史作品《走向相互在场》一文的“作者自白”之后，继续就口述历史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自是很为乐意了。借此平台，我想讨论两个具有相关性的问题：口述历史是否仅是为了口头表述和记录历史，如何看待个人口述的“真”“假”问题。
二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也被翻译为“口述史”，就字面意思理解，即口头表述历史，也有人理解为借助口头表述来收集、整理历史材料。在此意义上来看，国内外对于口述历史的运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
如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即藉由亲历者口述而流传至今，“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即‘刺秦’），为余道之如是”。学界认为《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文献当中，即有相当部分内容使用了口述历史作为资料收集的手段。
对于这样一种古老的表述和记录历史的方式，如果把最近几十年受到追捧仅归因于“口头表述和记录历史”层面，显然不具备说服力。要想弄清楚口述历史在最近几十年兴起的原因，可能得回溯到“历史由谁来表述和记录”的问题上去。
我们知道，自文字出现以后，文字的使用权都被掌握在上层统治阶级当中，普通民众，特别是底层阶级很难有机会掌握文字的书写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留存下来被人们所见到的“人类历史”，往往都是统治阶级中的精英人物、帝王将相、。
我们常说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吊诡的是，人民群众的人生历程却很难被记录在历史当中，“人民”最多只是作为数字出现在文字典籍当中。文字掌握者对于记录什么样的内容、忽略什么样的内容甚至修饰什么样的内容，都存在绝对的控制权力。为此，柯林伍德（R. G．Collingwood）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历史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运动使那些社会新兴集团、底层阶级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于是，在历史中长期不为统治阶级所重视、传统史学极少关注、文字史料记载相对匮乏的社会底层群体，在学者的推动下开始走向前台。黑人、妇女、孩童、劳工、少数族裔等群体的家庭、伦理、风俗的自我表达，被认为“能够提供生动的和各种各样的生活情况，可以补充历史和文化的空白”（邬情，2003）。自此开始，历史从传统的“精英史”向现代的“大众史”发生了转变，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通过对历史记载对象的转移，借助那些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讲述，重新赋予了‘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本来应有的地位，从而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历史的‘社会性’也被赋予了崭新的维度。人民通过自己语言展示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建构自己的将来。”（保罗·汤普逊，2000）
基于以上的理由，我个人认为对口述历史应该做如下理解：它是对历史见证者或在场者的经历与感受等进行的记录、整理并据此予以的解释。借助口述史料进行研究，可以从亲历者的角度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还可以藉此探寻微观个人生命历程与宏观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某种关联。
换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不应该只是记录当事人的表述，更应该是通过当事人的表述去理解个体与社会的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即对历史进程中某一方面的“理论化”认识，而不仅是对即将消逝的资料回收保存。
三
在表述历史时，不同的表述人往往会因为记忆遗忘、视角眼界、主观倾向、伦理隐私等原因，对同一件事的表述大相径庭，为此则引出了对口述历史所表述的内容在“真实性”上的诘问，对待此问题，口述史学界一般有两种回应方式。
一种回应方式为：历史是人书写的，每个人、每个阶层不可避免都会有护短的心理。原来的历史是由精英所书写，尽管是白纸黑字，但是不一定全可信。现在我们注重对历史亲历者的记述，虽然不可能保证讲述的内容百分之百真实，但至少能够与精英书写的历史形成对照，于是我们就能够看到更为全面的历史，这比起原来仅仅由精英书写历史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
另外一种回应方式为：口述需要与文献互证、互补，力求“全真复原”。如唐德刚在写《胡适口述自传》时，胡适的口述大约只占到一半的篇幅，根据历史文献进行的考证同样占到了大约一半的篇幅。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做法是就某一问题分别寻找不同的对象进行访谈，然后在所形成的集体表述中进行相互印证，去芜存菁，以求做到口述文字呈现的“真实与规范”。
诚然，“真实性”确实应是口述历史的基本要求。不过个人认为，上面提到的两种回应实质上只是关注了个体表述历史事件时的“历史真实”这一单一维度，在此指导思想下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做出来的“大众史”，其本质上与“精英史”并无二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表达主体而已，在“真实性”上必然避免不了落入后世质疑“精英史”一样的局面。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口述历史应该如何对待“真实性”这一严肃的问题。
情感真实和社会真实口述历史的典范
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个体在表述亲历的历史事件时，往往会存在个人倾向的“情感真实”，还会存在其所处环境下的“社会真实”，这两种“真实”，都受到此件事情发生时具体情境和访谈时的具体情境的影响。为此，无论是“大众史”还是“精英史”，在追求“历史真实”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为何不转而去注重历史亲历者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情感真实”和“社会真实”呢？
而要达到这两种真实的追求，就不能止步于他（她）说了什么了，更应该关注于他（她）在此事件上“为什么这么说”这一问题。因为，只有关注他（她）为什么这么说，才能达成上面所提到的：从当事人的表述中去理解个体与社会的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即对历史进程的“理论化”认识，而不仅是对即将消逝的资料回收保存。
四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对于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我个人对此观点深表认同，也影响到我对口述历史研究的理解。这种理解即，在对他（她）的体育行为进行口述历史研究时，不应该停留于“事件、事实”追寻的窠臼中，而应该去追寻他（她）的体育行为的“意义之网”，即从他（她）的表述中，延伸到对他（她）对生活世界的感知。
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口述历史研究，已然脱离了对于体育这件“事”的研究，而进入到对于“人”的体育行为在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性”的研究层面了。而要想做到这一点，目前学界口述历史通行的“列一个提纲→约一个时间→访谈一个下午→整理一个星期→形成一个报告”的“五个一个”做法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田野中体悟他（她）的生活世界，才是“从当事人的表述中去理解个体与社会的某种关联”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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