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蓝皮书理论评论冬之卷
作品摘要
《性别差异了吗?——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随想》（节选）
作者：贺绍俊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一个契机，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纠正了过去的极“左”倾向，另一方面，大量的西方女性主义最新理论观点被翻译介绍过来。。体现这种谐调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便是 1992 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女大会。既然与主流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那么女性文学研究发展的道路就少了很多的障碍。短短 20 多年，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便有了我在前面所说的一片郁郁葱葱的大森林。但问题也来了。在与主流取得共同语言的情景下，，。所幸的是，女性主义批评仍然关注着中国社会的现实，在批判现实的环节中仍能显露出女性主义的锋芒。除此之外，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就是在学术上下功夫了。但它也造就了不少虚假的女性主义批评文章。之所以称这些文章为虚假的女性主义批评，是因为其批评路径、立场、方法以及价值观与非女性文学研究的文本基本上相一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研究的对象包含着女性的特征，比如是专门研究女性作家的作品，或者是专门研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等等。自然，将这些研究称之为女性文学研究，也并非不对，但如果女性文学研究仅仅止步于此，显然就不构成实际的意义，尤其对于已经形成的研究体系并不构成挑战性乃至革命性的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是如此，女性文学研究更是如此。
（原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一种考察——兼及消费时代的传记伦理问题》（节选）
作者：
考察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出版的实际情况，引发了笔者对传记文学伦理的思考。现当代作家传记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文学史研究和文艺思想的发展与进步而开始走向繁荣的。由于此时现代文学已经历了长期的积淀、众多现代作家已获得了稳定的历史评价，所以，许多现代作家都因此拥有了多部长篇传记出版、短篇传记不计其数的“经历”；部分起步于现代、成名于当代的作家也开始陆续进入传记写作的视野。至90年代，一批有代表性的、在学术界
和读者群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现当代作家传记的诞生，更是为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合这些已有的、整体上获得认可的传记文本如“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传记评传丛书”等，我们不难看到现当代作家传记作为现代传记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不仅要自觉承担传记写作应有的理想价值追求，还应当自觉追求传记本身独特的艺术个性。这些在当时共同遵守的写作准则几乎对于每个传记写作者都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传记家们都知道唯其如此，自己笔下的作家传记才能在可供一般读者阅读之外，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重要的参考价值及至本身就构成了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近年来消费形态现当代作家传记迅速生产，已然超越学术型传记的增长势头来看，传记写作和传记研究有必要在回归自身本质的过程中，探寻一种可以称之为传记伦理的问题。传记伦理主要是一种针对传记书写主体即传记家的行为约束力，是传记书写主体对自身文学创作道德感的外化。它通过传记实践活动彰显，既不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也不涉及传记写作者的个体道德；它是传记写作过程中观念上共同遵守、行为上需要履行的原则，具有普泛的审美价值和理性价值；它是优秀传记文本产生的前提，又是评判前者的重要依据。由于传记伦理是针对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出版情况而提出的，所以，它在具有悠久历史感、不断历史化的同时理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它主要围绕传记的书写主体展开，并以积极的、实践的姿态间接指向并影响着传记的阅读主体和出版过程。
(《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
《“大众形象”：当代小说研究的一种视角》（节选）
作者：翟永明
“大众形象”衍生的文本“难点”与“顽症”首先在于他们身上交织的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意识。勒庞曾在脍炙人口的《乌合之众》一书中，富有卓识地从“群体心理学”的视角分析大众，在他看来，在群体中的大众体现出这样的心理特征: “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同样，在文学作品中，由于从众心理的蔓延以及约束个体机制的失效，“大众形象”的行为与情感模式被涂抹上一层夸张、偏执、极端又专横的非理性色彩。但更为复杂的是，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中还存在保守、崇拜权威、迷信传统、恐惧新事物等心理，正是这两种带有悖论性质的心理相互作用，才将“大众形象”的集体无意识晕染上了无比复杂的图景。贾平凹完稿于 1985 年的《腊月·正月》被认为是 20 世纪 80 年代重要的农村改革题材小说，其中韩玄子和王才两个人物的冲突象征着保守与改革之争。围绕二人的多次斗法，“大众形象”一次又一次出场，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小说最高潮的“送路”一节中，夸张地设计了对比性的群众围观场面，，时而又一哄而散，聚集于新派改革明星王才一边。这些摇摆不定随时聚散的人群的行为，就像勒庞所言: “群体根本不会作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这些“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的“树叶”，最后全落在了王才的院门口。当他们看到马书记和王才坐在一条凳子上时，马上明白了这一空间排列的意义，王才与父母官的“平起平坐”最直观地展现政府对于“致富”的支持，并推动这场“围观”最后以靠近权力中心和追随改革者而落幕。作者用特写镜头把大众犹疑、胆怯、尝试、前进、云集的身体动作一一切割、慢放，反映出的正是大众复杂的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意识。
(《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有史有识，念兹在兹——评〈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节选
作者：乔世华
科幻文学具有高度预见性和超前性，如果再“生不逢时”的话，其中蕴藏的丰富信息和巨大价值就很可能得不到时人的有效理解，阴差阳错间便以讹传讹而覆盖了作品的真实面目。该书的写作者们在对历史进行回望时，注重对文本及其产生语境的细致释读，因此，过去一些看不清楚的事实或者偏见误解就都得到了必要的澄清和纠正。换言之，本书的“拨乱反正”之功值得肯定。以许地山《铁鱼底鳃》来说，学界长期以来对小说中的技术性描述乃至于情节的理解颇多舛误，对其超前的科学想象、独步时代的科幻风格就更缺乏足够的重视。人们通常把叶至善《失踪的哥哥》视作一篇简单的科普作品，对其中兄弟身份互换的情节更感兴趣，而忽视了作品中关于生命冷藏的科学设想；而作品在半个世纪前就触及到了科技发展中的伦理危机这一敏感话题，这是难能可贵的。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曾经被批评者视作宣扬“伪科学”、荒诞之作、“精神污染”，本书对当年的批评之声进行回望，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偏狭语境下科幻小说的艰难生存。也正是有了历史的参照，当今天的人们在津津乐道像“卫斯理”或者《达芬奇密码》《鬼吹灯》一类的“高科技惊险小说”时，才会蓦然发现叶永烈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金明戈亮系列”可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高科技探险小说的先声之作。30多年前十分畅销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长期被视为一本浅显的科普读物或儿童读物，即令在今天，人们也仍然倾向于讨论其中有哪些科技预言变成了现实。其实，这部完稿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于70年代末的以科技前沿为题材的作品，有着相当超前的思想，其中明确的“未来意识”正体现着科幻文学的基本价值观，堪称新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其对未来世界美好图景的全景呈现，映射着当时的时代精神。现在人们提到郑文光，通常联想到的是他的《飞向人马座》，事实上，郑文光最成熟的科幻文本应该是长篇小说《战神的后裔》，其中对“科学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的反思是超前于时代的……类似的“新”论在本书中俯拾皆是，而这种“新”不是刻意标新立异所得，而是研究者在返回历史现场、充分尊重文本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有助于廓清人们对科幻文学的种种不确切的认知。
(《科技导报》2017年第20期)
《不能忘却的“后现代”》（节选）
作者：卢冶
当今天的文化精英们试图在玄幻修真、穿越重生的故事当中寻找“现实意义”的时候，他们大多已不再求助于“后现代”这个过时的词汇。2006 年之前，中国学界还讨论着在“前现代”的中国“硬件”中是否能嵌入一块名为“后现代”的意识标签的问题，网络文学研究还是一块被“纯文学”俯视的不大不小的“专业范围”；2010 年之后，所有人都亲身体验到了某种巨变：wifi 成了都市人的空气和水；网络从一个单纯的资讯库房和八卦平台化身为随体的紧身衣，它不仅储藏无尽的小叙事，也把生产故事和评判故事合为一体。弹幕文化的兴起和网络文学以“跨类型”、跨媒介（特别是游戏化）的形式向所有大众媒体的扩张，高校文科从传统的文学教育向着“创意写作”的方向靠拢，都是这种改变的标志。这一切让我们不得不重审后现代的表情。过去，人们常常把解构主义作为它的同义词，但今天的网络早已不再致力于将 19 世纪开始建立起来的那个全球“现代性”的历史大叙事瓦解掉，而是将它与那些“新生事物”平等地保存在无边无际的资讯空间中，只不过这些资讯的总体导向是娱乐和消费。历史没有被忘记，而是以新的方式被享用着。这种后现代的“平等主义”，是以一种“属性资料库”的方式储存起来的。这正是 2006 年以来的中国网络文化逐渐突显出来的特征。今天的网文读者在翻阅老蔡甚至慕容雪村时所感受到的那种“陈旧”，并非因为其情节的“套路”，而是因为这些作者多少还置身在远溯晚清、近至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纯文学”“经典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情境标准中。这种文学“装置”把“故事”与“现实”直接对应，将故事作为反映或创造现实的“镜”与“灯”。而在短短数年之内，与其说中国年轻一代越来越天马行空，莫如说，用来展开想象力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穿越或重生的情节古已有之，但与今日的“重生小说”没有任何可比性，因为后者在“故事”与“现实”之间，还夹着一个类似于“环境效果”的东西。“情节”被位移成了“设定”和“梗”，这是今日进入网络文学世界观的大前提，却是以往的时代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不再是直接解读一个故事，在故事中感受一个独特的人物，而是先去了解对这个故事的环境“设定”：“琅琊榜”是一个将传统家国冤案放进架空+轻悬疑推理的背景环境中的故事……这种“设定”变化无尽，一定有一款是你的菜。有了总“设定”，同一个故事可以同时具有小说形态、游戏形态；角色可以从“原著”里脱离出来，游转于各个“亚故事”。运作者在推销一个故事的同时，也将它背后的世界观或规则变成了热销品。
(《文艺报》2017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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