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玛丽·夏皮罗（Mary Schapiro）：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课程是在斯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的。学院在校园的最东头，位于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和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之间。如今，肯德尔广场周边的建筑里面是科技公司、高档公寓和讲究的餐厅。而当年，那里是一大堆废弃的仓库和旧房子，还有几家低档饭馆。
享誉盛名的经济学课程是在一所工程学院里，其实有点偶然。关键的时点是1940年，当时年轻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当时还没做完他的博士论文，同意从哈佛转到MIT。萨缪尔森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作为一名博士生，他把复杂的数学方法运用到了经济学上，但这种方法与哈佛格格不入——也许还受到了一点点反犹太情绪的影响，反正他最后是弃了哈佛，来了MIT。他之后，另一位将来的诺奖得主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也在1949年从哈佛投奔MIT而来。有了这两位大牛，数学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得以大量应用，而MIT正是做计量研究的绝佳之地。了我来MIT的1975年，数学应用在经济学中已经根深蒂固，而另一场学术争论正在酝酿之中，也就是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之争。
萨缪尔森和索罗都支持的凯恩斯学派，出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当时寻找大萧条的解决之道，想发现经济繁荣和衰退的一般性解释。他在著作中经常含混其词，结果经济学说史学者经常会争论"凯恩斯究竟指的是什么"。但至少那些最显赫的凯恩斯追随者都认同的假设是，工资和至少一部分其他价格是"有粘性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很快调整以实现充分就业和对资本（工厂和设备）的充分利用。在凯恩斯理论中，意外的需求下降，比如企业对新设备投资的突然下降，或者政府投资的下滑，会引起失业上升，因为公司预计更低的销售收入，就会减产并且解雇员工。
凯恩斯学派认为，像大萧条那样的长期高失业率，会对资源造成浪费，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及时采取行动，降低损失。具体来说，凯恩斯认为减税、加大政府支出这样的财政刺激，以及降息这样的货币刺激，是重回对商品和服务正常需求水平的途径，继而有助于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资本存量的完全利用。他们认为，一旦发生衰退和失业，就应该使用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加以应对。
在萨缪尔森和索罗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和推动下，凯恩斯主义在1950和1960年代盛行，并吸引了很多追随者。（John F. Kennedy）总统在推动一项重要的减税法案时就在引用凯恩斯，而那次减税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总统时期的1964年获得通过。而这也被认为是开启了1960年代经济繁荣的时代。到了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公开说，"在经济上，我就是个凯恩斯主义者。"然而，到了我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凯恩斯学派就没那么受欢迎了，至少在学术圈子里没那么火了。这一方面来自于1970年代的经济停滞和高通胀，而高通胀被认为是政府支出过度的结果——钱花在了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总统所谓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项目上；同时，货币政策又非常松，而且持续了太长的时间。很多经济学家还质疑凯恩斯学派的前提假设：比如为什么工资和价格是"粘性的"，而不是由供需决定、自由调整的？那个时候的凯恩斯模型，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出于对凯恩斯主义的怀疑，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教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包括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教授，三位都是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他们用现代和数学的方式，重新证明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经典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也就是市场会自我调节，在自由市场中，即使买卖双方都出于自私的动机而做出决策，由此出现的结果对社会而言是最佳的。他们抛弃了凯恩斯的"粘性"工资和价格的概念，假设除了在短期内出现失衡，市场供需总是平衡的。若事实如此，那么衰退就并不一定意味着巨大的浪费。相反，衰退其实是当经济随一些变量而出现调整，比如生产效率下降，向最优状态演进的一个过程。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不认为有政府干预的必要，也不认为政府干预会有效。具体来说，如果工资和价格能够随供需变化快速调整，那么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也就至多有短期影响。
在我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大行其道，一部分是出于它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即便如此，许多经济学家虽然同意传统凯恩斯主义有缺陷，但他们并不赞同新古典学派作出的"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只有短暂影响"的结论。新古典学派的这个结论，要是放到1980年代的经济现实中就更难说服人。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是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为了应对高通胀，他大幅加息。虽然沃尔克的政策战胜了通胀，但也带来了一个深而长的经济衰退——假如新古典学派是对的，那么就不该发生持续的衰退。
一些学者开始将新古典学派的新方法和新技术运用到现代凯恩斯主义当中去。MIT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年轻的教授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他祖上来自北罗德西亚（Northern Rhodesia，现为赞比亚）。他们结合了新古典和凯恩斯的主张，被称为"新凯恩斯学派"，这也是今天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根基。关键是，新凯恩斯学派使用了新的模型和方法，重新树立了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使持续的供需失衡成为可能。自圆其说了以后，他们就又回到了衰退是对资源的浪费，而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可能帮助实现充分就业的结论上了。
作为一名研究生，而且对这些争论来说还是陌生的，我并没有对凯恩斯或是反凯恩斯有那么鲜明的立场。我想跟着自己的学术研究走，看看更倾向于哪一方。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我认同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因为他们结合了包括新古典学派在内的其他学派的方法，并为实践中的政策决策提供了最好的框架指导。
真正影响我选择学术方向的，是在我研究生一年级那一年，费希尔对我的教导。我当时选了他教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这一门。然后我去问他，应该选什么研究方向。他给我列出书单，其中包括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作者是 Friedman）与安娜·舒瓦茨（Anna Schwartz）。费希尔告诉我，这本860页厚的大部头，要么会让我兴奋不已，要么让我昏昏欲睡。知道是哪种结果以后，我就能选自己的研究方向了。
结果是，我入迷了。在我研究生一年级大部分时间都在吸收数学方法的时候，我很喜欢两位作者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他们考察了美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来说明货币政策是如何影响经济的。特别是，他们指出了美联储三次紧缩货币的影响。其中一次是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两次是在大萧条当中。正是这几次货币紧缩，才让大萧条如此严重。读完了这本书，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在后来的整个学术生涯中，我都在关注宏观和货币政策问题。♦
《行动的勇气》序言：我还能结束这一切
《行动的勇气》第一章：主街
本文出自：
《行动的勇气：一部关于危机和后续的回忆录》
The Courage to Act： A Memoir of a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作者本·伯南克（Ben Bernanke），2015年10月5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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