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与书有关的事儿
文 | 斯征
中国人喜欢追求不朽，尤其是帝王贵胄，无不潜心炼丹服药以乞长生。秦始皇如此，汉武帝如此，淮南王刘安同样热衷于此，在其宫内聚集千余名方士炼丹并撰写《淮南子》，据说最后无意间炼出豆腐，对中华美食而言也算功德一件，唐代更是不少皇帝死于服药。
1
炼丹服食是人们追求不朽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在进入炼丹时代以前的春秋时期，上层贵族对不朽有自己的见解，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三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范宣子与叔孙豹（穆叔）讨论古人所谓的“死而不朽”。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这就是当时贵族认为不朽的方式，后世认为集三不朽于一身的人，孔子是第一位。
应当说“立德”“立功”两种不朽方式可遇而不可求，非大智大慧不能立德，无板荡征伐难以立功，惟有“立言”，只要全心读书，著述文章，就有流芳百世的可能，就可以到达不朽。
人们将写作不朽文章称为“名山事业”，这来源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文中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中也提到这个词，大意是说如果《史记》能流传万世，那么此前宫刑之辱也就没有白白承受。
名垂千古是司马迁生前所受痛苦的一种补报，现在看来这种补报确实实现了，只是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曹丕在《典论·论文》也有类似论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自传于后。”
基于中国文化传统有这种价值观，可以看到中国历代文人的著述成千上万，即便历朝历代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对书籍造成一定程度的损毁，我们依然能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中还原出作者的心路历程甚至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2
反观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由于没有修史习惯，印度历史在很大一段时期都是空白，中古时期历史依靠中国、阿拉伯的记载才得以部分还原。这与印度本身不重视世俗行为的宗教习惯有关，没有历史也就没有过去。
比如笈多王朝历史在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中得到记载，戒日王时期历史则要靠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这两位僧人都曾进入印度求取佛法。
两位僧人都因喜欢记录而保存了部分印度历史，反过来，两位僧人也因记录印度历史而得以“立言”不朽。
经史子集，两位僧人的记录应当属于“史”，确切地说属于“私修史”。与“私修史”对应的是官修历史，我们熟知的二十五史大部分属于官修历史。
很多皇帝都十分重视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因此篡改历史的现象时有发生。李世民就曾篡改历史，抹黑李建成，美化自己。
《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唐太宗曾想看有关自己的《起居注》，问褚遂良要，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拒绝了太宗的请求，太宗不死心，再问房玄龄要，房玄龄同意了。
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建成传后》也说：“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崇祯皇帝也很在意身后名声，不过他没机会篡改历史，只是他这种心理对明末时局的走向产生了不良影响，墨菲定律在崇祯的身上应验。
除“史”以外，唐宋时期大量的文集出现也是中国人对流芳百世理念的实践，记录自己或社会。教育也算发达，宋代读书人激增，录取人数也高于前朝。反观中世纪的欧洲，情况要差得多。
3
欧洲的教会学校垄断教育资源，文盲很多。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中世纪，中世纪早期，教育不彰，很多贵族都是文盲，最著名的查理曼大帝就目不识丁。
如果拿与他同年生的唐德宗对比，唐德宗完全可以笑话查理曼是个文盲。当然对于文化的贡献，查理曼值得一提，创建宫廷学校，促进了卡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是欧洲第一次觉醒，与14世纪的文艺复兴相呼应。
即便如此，欧洲的文盲数量也是巨大的。中世纪的读书人所研读的经典一般都神学有关，《神学大全》的作者托马斯·阿奎纳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后来的大学里还可以学到七艺、法律与医学。骑士也大多不通文墨，他们所熟习的一般为骑马、击剑等，即“骑士七艺”，这与大学里的七艺不同，与中国所谓的“名山事业”更是毫不相干。
4
单说中国人喜欢读书，有些笼统，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唐代以后，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善于读书，东部比西部更善于读书，这从宋代各地区状元数量就知一二，江浙地区状元数量遥遥领先。
南方出名相，北方出名将。一个主要原因是北方战乱频仍，更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秩序容易遭到破坏，文化传统也就难以持久。
南方地区相对稳定得多，鱼米之乡，生活富足，又没有战争的骚扰，这无疑给读书提供了优渥的环境。
再者，衣冠南渡、安史之乱等因素，大量的精英由北入南，无疑提高了南方的知识水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
到了明代，江西的读书风气不得不提。钱谦益称：“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
吉安则“序塾相望，弦诵相闻”，“环吉水百里之疆多业儒”等，与这种读书风气相照应的就是朝中江西籍，甚至吉安籍官员人数众多。
明代如此，其实在宋代就已经如此。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唐宋八大家里面有三位出自江西，还有晏殊父子，稍后还有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南宋文天祥、陆九渊、姜夔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江西撑起宋代半个文坛也不为过。
5
中国读书人还有一个癖好就是藏书。南宋有个著名的藏书家陈振孙，其藏书楼为“直斋”，周密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可谓书痴。
实际上很多大学问家都有一定数量的藏书，比如司马光、朱熹、胡三省等，，而把书籍藏于一个石窟之中，后人称为“胡梅磵藏书窟”。
明代的藏书家范钦也值得一提，其藏书楼名叫“天一阁”，现在尚存，在宁波市。最早听说有关天一阁的事迹恐怕还是很久以前看了一篇《风雨天一阁》的文章，对这篇散文印象仅止于楼名与楼主。
又有一个机缘，看到有关天一阁的消息，查了查，才知道有关天一阁的原委。
因藏书楼怕火，范钦根据《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句，把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
此阁自建成近五百年以来从未失火，而南京的文渊阁就曾失火，由此可见范钦之苦心。清朝乾隆帝命人编撰《四库全书》，天一阁做了重大贡献。
6
清末民国，风云际会，中国读书人不再满足于故纸堆里的伦理道德，而是把目光投向世界，以贯通中西为己志，比之以前的读书人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这段时期，中国出现了很多读书巨人，比如章太炎、严复、鲁迅、陈寅恪、赵元任、钱钟书等，国学功底精湛，又广纳西学精华。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读书人在中西文化观上出现了分歧，当时的学衡派主张中西贯通，对抗新文化运动，应该说学衡派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精英思维。
新文化运动一派有些偏激，没有看清当时中国真正的矛盾，是民粹思维，这一点已是共识。
一百年来，中国读书人绕了一个大圈，再次回到中国古典文化的轨道上。也许人们发现，一个民族，没有根是不行的，而文化，就是那个根。
欧洲没有抛弃他们的古典文化，日本没有抛弃他们的古典文化，为什么我们要抛弃呢？
长按指纹
一键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