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在欧美各大图书馆，他的译著整齐地排满书架，蔚为壮观。这位翻译大家被成为“翻译整个中国的人”。
2009年11月23日，蜚声中外的翻译大师杨宪益因患淋巴癌晚期溘然辞世，享年95岁。据其外甥女赵蘅女士所说，杨宪益先生是在北京煤炭总医院去世的，10月10日，杨老先生被诊断为淋巴癌晚期而住进这里，接受离子植入手术的治疗。手术成功后，家人还很欣慰，以为很快能够出院，谁知道不久后，杨老先生开始出现了呼吸道水肿等症状，最终在23日清晨6点安静地离开。一代名士、翻译家、著名的学者就这样走了，从此，银河又隔星。 杨宪益1915年元月出生于天津。杨宪益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祖父的8个儿子都是留学生，杨宪益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后来杨宪益的父亲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成为中国当年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他又是家里的独子，因此杨宪益的童年过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豪门生活，他小时候还穿过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他的母亲在生他之前做梦，梦中白虎一跃，跳进了肚子。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白虎星入命，将来会经历种种挫折后成就大事业；但是白虎星凶恶，将来家里会死很多人，克父伤子。杨宪益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从此，白虎的隐喻笼罩了杨宪益的一生，1990年当他应意大利朋友的要求开始撰写英文自传（《White Tiger》，中文版由薛鸿时翻译，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港译版则名为《白虎星照命》）时，第一个出现在脑海里的意象，就是白虎。中学毕业以后，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求学。初到伦敦，人生地疏，杨先益苦读了5个月后一举通过了牛津大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笔试，他的成绩让当时面试的考官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认为杨宪益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还不够巩固，而且当时的牛津每年面对亚非地区只招收一名学生，所以，站在牛津大学门槛上的杨宪益失去了1935年入学的机会，他只能等到1936年秋季入学。为了犒劳自己，杨宪益选择了去地中海旅游。他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阅读了大量书籍。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其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活力四射的杨宪益一到牛津就参加了中国学会并被选为学会的秘书，他进行抗日宣传、自费编杂志，搞翻译，写剧本。1937年他被选为中国学会主席。在牛津期间，杨宪益结识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格莱迪丝，她就是后来的戴乃迭。20世纪30年代，杨宪益在牛津大学认识了英国女孩格莱迪丝，并为她取了中文名字——戴乃迭。戴乃迭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她1919年出生在北京，7岁以后才回到英国。童年的记忆让戴乃迭对中国颇有感情，在与杨宪益的慢慢接触中，两颗年轻人的心也慢慢的靠在了一起。于是，她将专业从法国文学改为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历史上第一位获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英国人。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得知女儿在和一个中国人谈恋爱，心中非常忧虑，她明确反对他俩来往，并说若是他俩结合，会对后代不利。据杨宪益的回忆，“格莱迪丝的母亲赛琳娜起先不愿意她在假期花太多时间和我一起，当得知我也去了巴黎时，她甚至要格莱迪丝中断在巴黎的假期，立刻回到伦敦。当她知道格莱迪丝决定跟我一块儿回到中国并跟我结婚时，曾悲观地预言这场婚姻决不会超过4年。”但是，两个人的爱情面对巨大的阻力却表现的更加顽强。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1940年，杨宪益带着21岁的戴乃迭、揣着50英镑一路飘摇回到祖国。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丈夫的祖国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学会了中文，还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嫁给杨宪益，戴乃迭没有后悔，她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从入国立编译馆，受梁实秋委派，英译《资治通鉴》开始，夫妻二人从此以汉语经典英译为终身事业。杨宪益译一稿，戴乃迭润色校改，夫妇合作无间，获得举世称许。从牛津到北京，从先秦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从编译馆到外文出版社，这对伉俪合译的中英文名著不下百余种，在中外文学史上极为罕见，堪称翻译工作者典范。
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杨宪益的外甥女、画家赵蘅介绍，杨宪益一直很遗憾“没能和乃迭一起走”。杨宪益将自己一腔的深情化作泣血诗篇表达对爱妻的思念，“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在教书期间，杨宪益翻译的《儒林外史》和《阿Q正传》打动了当时重庆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梁实秋。梁实秋看中了杨戴二人的能力，于是从大学里挖来了两人。对中国古代史感兴趣的杨宪益在编译馆的第一个工程，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杨宪益、戴乃迭联手，历时3年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在以后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夫妻俩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其中，他与夫人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三卷本全文英译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70年代完成并陆续出版，引起了中外文化界轰动，这套译本成为最受中外学者和西方世界读者认可和推崇的经典译著。戴乃迭与丈夫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1949年解放以后，两人来到北京，参加了外文社的《中国文学》杂志，从此开始了持续一生的翻译工作。译出《儒林外史》、四卷本《鲁迅选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等众多汉语文学名著。，两人主动响应，废寝忘食，力争工作量翻番，只用十天就译完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译者和执行主编，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50年。自1951年创刊，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唯一窗口。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涵盖《诗经》、《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书籍，同时还收录了巴金、沈从文、孙犁、王蒙、冯骥才等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2009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成为继季羡林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评论家李建军表示，与“外译中”阵容相比，“中译外”显然要势单力薄很多，尤其像杨宪益这样堪称翻译界国宝的人物，更是为数甚少。“杨先生在我们心里是位高山仰止的学者。”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对笔者说，“他的译著是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外文出版社社长呼宝民说，杨宪益的可贵之处在于，用自己在中西方文化方面的博学，打通了两种语言障碍，为将中国古典名著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介绍到国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宪益去世后，路透社、、法新社、、英国《独立报》等纷纷撰文，以纪念这位译学泰斗。和所有人一样，。1968年4月的最后一天，杨宪益和戴乃迭因为局势而在家里对饮白兰地时，还是被闯入的革命人士带走了，。对此，杨宪益每每谈起，总是平淡带过，说四年里见不到妻子，唯一害怕的事情就是妻子会受不了。，也差不多同时离了休，夫妇变成了无业人员，虽然他们当时很穷，但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仍然乐观地生活着。虽然他们血脉不同，肤色不同，但是他们的心却是相通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可谓真是历尽艰辛而至死不渝。1989年，戴乃迭患了老年痴呆症，渐渐病重到失忆。杨宪益从此停下了翻译和自传写作的工作，悉心照顾妻子。在他卧房的桌上，一直留着郁风先生在1985年为戴所画的水粉画像，一头银发的老太太，笑容却依旧清澈有力。上面题着几个白色的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永远不会变的。”2009年11月29日，有近千民众自发来到北京八宝山，参加杨宪益的遗体告别。一起来送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翻译家。曾经那位坐在轮椅上、偶尔出来遛弯儿的老人，已经作别红尘，只留下那副“古来圣贤多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对联。 http://www.rweek.cn/Compr_Weeklyx.asp?id=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