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宜昌当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的又一佳构 ——评蔡长明《乱年》‖王作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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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书香

    《乱年》，自传体长篇小说。描写特定时代背景下，主人公“明子”15岁至29岁间在生养他的鄂西山区蔡家垭的15年农民生涯，主线为“明子”1968至1982年间的生存之路、养家糊口之路、文学之路。依此展开的社会背景宏阔，生活场景复杂缤纷，人物多姿多彩，语言生动，全书可读性强，具有较高的阅读价值、审美价值和存史价值。

     书中鲜有和以往农村题材小说中雷同的情 节、细节，鲜有作品长廊里我们早已相识的人物模型。作者蔡长明的生活基础厚实，他从日常大量的琐碎事象中，选择需要的素材，从容刻画人物。下部第7页，描写在彻底“兴无灭资”的年代里，一些农民偷偷搞副业、摸夜路背运石膏，在崎岖的栈道上心惊胆战怕发生意外，又老又聋的聋子爹还在恳求领头的：“蔡德楷，还给我加个上十斤，十斤也是六分钱呢。” 接着，意外果然发生，聋子爹伤得浑身抽搐、吐血不止，“大伙儿都骇得呆起”；在抬着聋子爹送往医院抢救的路上，“大伙儿一个心眼儿，乞求菩萨保佑聋子爹平安无事”，不要成为“资本主义害死人”的活教材。咀嚼这段文字，“十斤也是六分钱呢”那句话的分量顿时凸显出来，——话出自一个残疾老农的口，他缺钱、缺粮、在路线桎梏下与命运抗争，语气恳切、实在，却动人心魄。这个话语极少、把“身上的一点血大约吐干才渐渐平息下来”、为了多挣六分钱差点丢了老命的瘦老汉，因此而给人的印象挥之不去。 上部140页，“明子”的小舅妈重病倒床、无钱医治，只剩下一口气，她得知明子断炊的时候，挣扎着叫喊丈夫给明子救急：“多舀点儿包谷，听到没的？还舀一升去。”她家同许多农户一样缺粮、度日维艰，而且自己重疴缠身朝不保夕，却在床上“挣扎着”喊出“还舀一升去”，这个写实的细节，悄然烘托出一个“亲帮亲、穷帮穷”场景中的情感氛围。小说里的许多情节、细节，包括生产队里杀年猪按户头人口分配猪肉时的捉襟见肘、集体劳动评工分时的争执、明子做屋从筹划到落成过程中得到乡邻亲友一步步、一点点的具体帮扶在内，看似信手拈来，实际上是作者用心选定、组织的，显示出作者对所熟悉生活之观察的细密与独到。作者叙事不刻意为之，而且对人物话语的分寸把握准确、给读者留下的思考余地大，艺术的原创性与生活的真实性融为一体，在近些年来宜昌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独树一帜。

     1968-1982年间，、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学习小靳庄成立大队文艺宣传队、、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共十一届精神下达、分田到户等影响农村农民的所有大事要事，小说均有切合人物身份视角的叙写；笔触则紧扣明子的经遇，在铺排中悉心剪裁、详略有度，或浓墨重染，或简要勾勒，或一笔带出其关涉。如思潮在城乡泛滥时期，农户被一度禁养猪羊，“粪爷”不甘、暗中藏了一只小羊，喂在自己床底下，竟然维系到过年前夕才悄悄宰杀。当时明子感叹嘘嘘，称之为“金屋藏娇”。“粪爷”的居所脏乱差之极，人们没有特别的事情不会去那里驻足，这使“粪爷”的点子有侥幸得逞的机会。他看到同村村民为弥补食物匮乏，在屋边地角零星种植的几兜蔬菜都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被砍伐殆尽，自己便在谋事之中做到了无人知晓，事成之后亦不声张。不起眼的“粪爷”骨子里有着传统农民的狡狯，他成功地绕过了羊子被强行拉走的风险，在窃喜之际，庆幸、酸涩等诸味杂陈而不为人道。发生于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生活事象，被作者用烘云托月的手法，写得入木三分。

     至于乱扣乱罚、小题大做、荒诞不经等事，作者选取了三件，——明子的父亲打夜工帮县服务公司把2000斤面炭脱成炭砖，导致一家6口人（含4个小孩，最小的4岁）半个月70斤口粮被大队扣下；二爹蔡德堂因一家老小食不饱腹，趁小雨后、在夜里偷偷扳回38个包谷坨，结果被人大做文章、闹得沸反盈天；明子七十多岁的祖父，应请到捡蛋垭某家教其女儿学裁缝，竟被民兵押回，，——“乱年”乱事屡见不鲜，小说以明子的愤懑、叹息、无可奈何来勾勒时代印痕，再现了鄂西山区一个普通村落当年的生活真实，使明子成长成熟的小环境大气候如在目前。没有确凿的时空坐标定位，作者精心保留的蔡家垭民间记忆不可能栩栩如生。

     下部10页，作者在人物心理描写中有几句关于背运报酬的盘算，琐碎中别有意趣：“六百斤炭，六五三块，加上三百斤石膏，三六一块八，完点税，到手四块五没得问题。”此话既写出当事人对承担一连串背运劳作之报酬发自心底的看重，又是对当时币值、税率、鄂西农村物价的一种顺带记述。这与有切肤之痛的作者在其它章节写到粮票、油票、布票、糖票、烟票、肥皂票以及粮食月定量、年定量一样，不是简单地复印、复制式记载，而是与人物量入为出仍然难于安排生活的情节、细节如影随形，在细致刻画当时农民的窘困与艰辛，利于年轻读者、后世读者加深对通行票据的年月里陷于困境中农民之心态的认知。作者对切身经历的、刚刚过去的历史负责，这种紧扣时代背景，力求多角度地保持民间记忆的个性化表述，为匠心独运笔法，不宜轻看。

     农民与思潮、与路线执行者之间的矛盾，为《乱年》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然而，尽管这种矛盾在蔡家垭旷日持久地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蔡家垭如同当时全国各地农村绝大多数大队（村落）那样，这种矛盾并没有激化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程度。蔡长明准确把握了这种矛盾的形态，同时惜墨如金、，集中表现了人物在这种矛盾起伏跌宕中的复杂情感。

      路线在蔡家垭的执行者，除了间或有公社（乡）一级、县一级派下来的之外，大多是本地的乡里乡亲。即使在思潮泛滥期间蔡家垭有人趋利避害发生性格扭曲、桑梓固有的人际关系出现部分畸形，矛盾双方相抵牾的激烈程度依然受到乡邻亲友共同沿袭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无形制约，——因为村民祖祖辈辈共同的生存生活环境，促成了其民俗心理、情感、认知方式的趋同性。制约的发生时断时续，作用时有时无，有时细若游丝，有时不见踪迹，却自古迄今始终存在于蔡家垭。作者熟知村俗，尤其是年过半百之后对20余年前所经历的那些坎坷的涉事人物以及纠缠其间的恩恩怨怨已经反复审视滤去灰沙，萦绕于脑际的是积淀下来的人物事象，和取向客观的认知立场后对蔡家垭亲友乡邻的一腔深情。这种情愫，充溢在大部分章节的字里行间。明子二爹蔡德堂被全家无法排解的穷困饥饿疾病击倒，病危之际的心态，沉重悲凉；死后其老母亲、老岳母、妻子和五个孩子的哀痛情状，催人泪下。下部《乡里乡亲》章里，长期住猪圈屋的明子盖新房，蔡家垭的一二百户人家有力出力、有物出物，送洋芋的，送豆腐的，送南瓜、胡豆酱的，怎一个情字了得? 上辈子对晚辈的关爱、怜悯之情，同辈间的支持、帮扶之心，活脱脱地跃然纸上。

      作者不温不火，对蔡家垭村民的日常生活劳作、婚丧、年节、演出、居宅建造，均有详尽的描述，情景交融，写照生动地道，堪称计划经济时代的蔡家垭民情风俗长卷。

      作者写明子所住的猪圈屋窄狭：“屋子小得出奇，添饭不屑走得路，坐在床上膀子一伸，就能够到锅里。”其中“不屑”、“够”字的运用，道明了主人自嘲自慰、自宽自解的心境。到下部106页，明子试探意中人大梅子是否看得起他的猪圈屋时，大梅子宽慰他“家宽不要屋宽，如今都住得仄逼”。答话简朴，含义自明。下部112页，叙明子与大梅子初次两情相悦，明子联想起五句子“郎害相思要吃药”，引用贴切。明子在村民合力支持下建起新屋、与桃花成家后，继续“得到众人的抬帮，一步一步翻越火焰山”（下部175页），“抬帮”二字，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下部7页写农民偷偷搞副业、摸夜路背运石膏危险异常，作者用了俗谚“上七下八平十一”（上坡七步、下坡八步、平路十一步时，分别歇息一次），表明了蔡家垭农民在逆境中拼搏时的分寸感。 下部268页“过年只有两斤米，压岁没得一分钱”， 言简意赅。

      作者也选用了个别土得掉渣、看似不雅的歇后语，如 “月母子卖屁股——想苦法挣钱”，“母狗子喊春——无狗鸡巴用”（下部10页、11页）。虽嫌低俗，却系当时农民常用歇后语，作者用得既切合人物身份、又切合特定场景。不过，使用方言土语，宜避免非本地人费解的语汇成分，例如“有偏”、“罄里”，非止外省读者不知所以，宜昌人都难明其义。

       另外，作品不足之处有：收尾尚嫌匆忙，不及前大部分细密，少了迫人心动的细节；风格亦有欠统一处，——上部130页，《年过春难过》章的开头，有类似“定场诗”的四句话（多数篇章无此结构）：“年年有个年，年年有个春，年过春难过，辛酸故事多”，自编、无韵，不及传统民歌有意蕴；接下来的一小段文字，诗意充盈：“春天，如同一位美丽的大使，既不提前，也不推后，迈着身轻如燕的步伐，越过大海，越过平原，越过苍莽的丛山，一步就跨过来了。”突如其来的诗意化，与通篇写实手法不够协调。坦言之，诗意化不是作者的个性风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