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5岁的董竹君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要么在堂子里迎来送往，继续当她的红牌姑娘，等着某个豪阔的客人一掷千金来购买她的初夜权；要么就趁着还没失身之前，赶紧为自己觅一个良婿。她已经在堂子里当了两年的“清倌人”，卖艺不卖身。长得好，歌喉也出众，在堂子里倒没有吃过太多苦，老鸨精心培育着她，只等着她长大后能成为一棵摇钱树。
随着时间的流逝，董竹君越发出落得俏丽，心里的焦虑也日益加重，她必须赶在还没有接客之前觅一个可托付之人。因为从来不笑，她得了一个“冷西施”的外号，冷艳并没有赶走追逐她的客人，反而让她更加受欢迎了。
她的石榴裙下拜倒着两类人：一类是偎红倚翠的公子哥儿，一类是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毫无疑问，对于小姑娘来说，革命青年远比公子哥儿更有吸引力。因为革命这个词，意味着青春、热血、一个崭新的世界。
她在这些革命青年中一眼相中了夏之时。夏之时生得高大英俊，早年在日本留过学，喜欢纵论国家大事，这些给他镀上了一层闪闪发光的金边，也闪到了董竹君的眼里。两个热血男女凑在一起，不谈风月，只论革命，她渐渐拿他当心目中的英雄。
除了有双慧眼外，她还胆识过人。夏之时豪放多金，赎出她本来不是问题，可是董竹君不愿意，觉得这样就落了下风，日后会被人轻贱。经过深思熟虑，她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明媒正娶，不做小老婆；
第二，婚后送她到日本求学，将来从日本回来后，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她管家务，夏管国家大事；
第三，不要别人赎她，她要自己跳出火坑。
这就是典型的董竹君做派，绝不露出轻浮和攀援的姿态。说到做到，她在堂子里开始装病推客，瞒过了精明的老鸨。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她把身上所戴的首饰全部除了下来，也许在她看来，那些首饰代表着过往，除下它们，就是和黑暗的过往挥别。她逃出了长三堂子，跑向了夏之时的居所，奔向了她一个全新的世界
她果真迎来了新生，夏之时待她还是不错的，送她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念书，让她和朋友们交际应酬。夏之时还请来一位四川人夏斧教她读书认字，就是这位夏老师，给她取了个名字叫“董篁”，字“竹君”。自此，董毛媛就成了董竹君。
可惜，夏之时并不需要一个竹子一般坚韧的妻子，他想要的，只是一株习惯于攀援的凌霄花，以依附的姿态和艳丽的花容，来装饰他的英雄梦。他的疑心病和大男人主义时不时发作。董竹君每每听到随风传来的凄风苦雨般的箫声，必倚窗久久出神。夏之时怀疑她跟哪位未曾谋面的小伙子有染，经常大声喝斥，有时候把话说得特别难听。
他有事回四川，临行前，给了董竹君一把枪，叫她防贼。若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则用它。他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到日本陪二嫂读书，用意无非是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以免她获得自由就红杏出墙。
这种被爱的方式让董竹君感到窒息，回忆起这段经历，她在自传中写道：“我从窗前回过身来，正对着穿衣镜，镜中一位少女亭亭玉立，双目炯炯。雪白、细嫩、红润的皮肤多么美呀！但你的神情又多么烦闷不悦呀！你的丈夫并非是理想中的那个多情温柔的英雄，而是一位严厉的师长，君须怜我，我怜君！”
不是英雄也就罢了，最怕的是以英雄自居而偏偏不得志。从日本回国后，夏之时被解除了兵权，一下子像被人抽掉了脊梁，整日沉迷于麻将牌桌，染上了鸦片瘾，还嫌董竹君只给他生女儿。
对于濒危的婚姻，董竹君想过要挽救。她尽心伺候公婆，赢得了一家大小的认可，她还开了一家黄包车公司，后来又办了一间袜厂。她做这一切，除了证明自己的才华之外，无外乎是为了能挽回丈夫的心。
但她不知道，这个时候，她的才华对于夏之时来说简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只想拉着她在沉沦的路上一起下坠，没想到她居然不屈不挠地要追求向上的生活。她越是努力，他就越暴戾，以前那个革命青年，居然将拳头对准了娇弱的妻子。成都时，他曾因不准女儿去读书而向她拔枪；到了上海，有次争吵他甚至抡起菜刀要砍她。
董竹君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曾经宠她爱她的丈夫如何会变成这般模样。夏之时就是看死了她，一个女人，没有家世，没有背景，还拖着四个小女儿，能够走到哪里去呢？鲁迅就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吃准了这点，夏之时轻蔑地对她说：“如果你能带着孩子活下去，我手板心煎鱼给你吃！”
她还是毅然选择了和夏之时离婚，这次出走，比起15岁那年从堂子里逃出来更为冒险，更加决绝，也更加前途莫测。这时她已经29岁了，韶华将逝，还有老父老母和四个女儿要照顾。她不像张幼仪，有显赫的娘家人可依靠，她所能依靠的，只有她这双手。
离婚头几年，她去得最多的就是典当行。当完贵重衣物之后，迫于生计，她把大女儿心爱的大提琴都当了出去，她异常伤感地想，不能这样下去了，一定要让日子好起来。
她的创业之路也并不那么顺利，之前办的黄包车公司和袜厂都不算成功，离婚后办了一家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为了拉投资，还特意跑到菲律宾去招回了一万元股资，结果还没多久，战争爆发，纱管厂毁于纷飞战火中。再加上母亲去世，父亲病重，生活把她逼到了绝路上。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挫败，董竹君咬紧牙关继续创业，这一次在贵人的指点下，她在上海开办了锦江川菜馆。
为什么叫“锦江”这个名字? 董竹君在自传中说：从字面上讲，锦江两字象征着未来川菜烹饪艺术有如四川锦缎一样著名，并随长江东流入海，远播重洋异国，这些就是我命名餐馆为锦江的动机。
锦江在她的经营下，成了一家文化气息浓厚的川菜馆。红木雕刻的宫灯、意大利雕塑、张大千丛竹画、郎静山摄影、郭沫若书法……都汇聚在这家规模并不大的川菜馆中。最重要的品牌标志，却是绘在碗碟上的竹叶，竹，就是她董竹君的图腾。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属于董竹君的辉煌，终于到了。锦江火了，火得一塌糊涂，卓别林访问中国时，曾在这里品尝了香酥鸭子，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及当时南京政府要人和上海军政界人物来吃饭也得等上很久。
董竹君也成了传说中“黑白通吃”的老板娘，为了使锦江的布局更加雅致，她找人搭建了天桥将前后堂连接起来，这在当时属于违章建筑。董竹君果断地先斩后奏，天桥建成后才请杜月笙帮忙。在杜月笙的支持下，锦江扩容成功，名气也更上一层楼。
锦江是董竹君一生事业的高潮，后来她还创办报刊，支持革命，捐出餐馆。她是真的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是靠男人，而是靠自己，她后来一直没有再结过婚。而她的前夫夏之时，却在1951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毙。
1997年12月，董竹君在北京走完了自己97年的光阴。生前，郭沫若先生曾多次欲为她代写回忆录，她都以“无可称道”婉拒了。晚年，她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里说：我从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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