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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话|谈谈艾芜及他的书

2023-05-10 14: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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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晚清民初的成都,李劼人是最好的作家。这没有疑问。然而,也不很准确。他所写的,主要是城镇。要论写成都平原的乡村,另有人写得比他更出色,这就是艾芜。


艾芜的成名作、代表作,是《南行记》。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以为,时间会逐渐显示,他更能传之久远的,则是他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幼年时代》《童年的故事》。


从文献学、民俗学的价值看,如果说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大波》描述了成都城、镇的世相百态,艾芜的那两部小说,就是画出了平原乡村的风土民情,都可谓百科全书似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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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青时即读过《南行记》,且不止一两遍。这也是艾芜在年青时写下的,书中有种强烈的力,驱动着主人公背井离乡,万里而去。它让我联想到古代文人的壮游,但更孤独、有风险,因而也更刺激。随着主人公徒步南行而展开的云南,古时候所称的“秘境”,也一层层打开了,。我曾对一个同学说,哪天我们也沿着这条线走一回。同学慨然点头道:要得!然而,只是说说,终于没有走。

 

1984年6月28日,星期四,是个阴天的下午,我步行到报馆附近的新巷子19号去拜访一个人。那时候,我快满22岁,做编辑也快一年了,除了伏案处理稿件,也到处转转,向名人、专家约稿。


新巷子虽名为新,却也有百来年岁数了,老旧,细长而僻静,有着典型的成都灰。19号门面不很大,却很深,像座有身份的公馆,不张扬,却很殷实,藏着许多东西。靠外的几进,是《四川文学》的编辑部,看见几个编辑走动,都是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跟这份杂志的风格很吻合:稳。


我继续往里走,走到尽头,是又一个院落,比较小,也可以看做是较大的天井。宽广的屋檐下,是高街沿,街沿上放着桌椅,还有一只大盆,泡着待洗的衣服。椅子上坐着一位老者,正是我要拜访的人,即艾芜。


他的相貌,跟书上印的差不多,却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身上激励过我的热烈、勇气、倔强,似乎都看不见了。我面对的,是他的瘦弱、白皙、温和。非常平静和温和。我说明来意,他客气地点点头,说时间、精力合适,就写一点,现在在忙别的事。


后来,他并没有稿子交给我。想想,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一年,他已经80周岁了。


而那一天的日期,之所以这么确切,是艾老自己写进了日记。去世后,日记出版,我一位朋友读到,拍了照发给我,是这么写的:

 

修改《故乡》。天晴。


到新华书店买《迟来的春天》和《一声不吭》各一册。


《成都晚报》来约稿,是一个叫何平的年轻编辑。

 

这儿,出现了一个差异:我拜访艾老那天,80岁老人自己记录的是“天晴”,22岁的我记得的却是“天阴”。这其中的意味,要阐释起来,想必话就多了,且不说。


另外,同一页上共印了四天的日记,“修改《故乡》”四个字,反复出现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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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的《故乡》,我至今没有读到过。但一个以写异乡闻名的作家,晚年花这么多精力写故乡,这是颇有意味的。作家的一生,也许正该像一条洄游的鲑鱼。


我写这篇文章时,桌上正放着《艾芜文集》第二卷,书中收入了《我的幼年时代》和《童年的故事》等,出版日期,也正好是1984年6月,30万字,450多页,定价是2元钱。当年买到后,我草草一览,就插进了书架中。


再读这部书,我已经是中年了。


此前,我已经几次去过了云南,还搭乘过法国人修筑的小火车穿过云南的腹地,在打仗的边境采访过多日……《南行记》中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去,这就像青春,再留恋也留不住的。能留住的,是记忆,而记忆中最垫底的,是故乡和童年。艾芜写《我的幼年时代》时,已经离家20年了,时间把一个游子,变成了一个深怀乡思的中年人,但文字里,却没有今天人人顺口就说的“淡淡的哀愁”,那太廉价了。艾芜笔下的幼年,虽说是小说,却更接近散文,语调是质朴的,也平静,舒缓,一开始,就追叙每年冬至节远远地去祭扫入川祖先的坟墓。家族的有些人家,甚至要走上一两天的路程。那坟墓也格外高大,是历代的子孙年年用泥土累积加高的,在平原乡村生长的小娃娃眼里,简直就像是山了。


这个祖先,艾芜写到,他原是湖北麻城孝感乡的人,因为失掉了土地,便带着妻儿走过襄汉流域,沿着长江,穿过三峡,来到成都平原。路上缺盐,一块泡得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挺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川西慢慢立住了脚。


这个故事,我琢磨了很久,好像在反复寻味那个咸鸭蛋。


而艾芜写到的大坟墓,也和我的记忆重叠了。童年时,我曾在大邑县乡下的外婆家住过,还在屋后竹林盘外一里外的乡村小学念过半年书。那也是成都平原的一部分,平斩斩的田野上,也有青郁郁的坟头突兀隆起,寂静中风吹过,坟草起伏、摇曳,很有荒山苍凉的味道,让我想入非非。


我问过村里的放牛娃:“坟里是谁?”那娃抠着头皮说:“晓不得……祖先嘛。”


多么模糊、而又不容置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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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幼年时代》的《校后记》中,艾芜细致写到了他的家庭的衰败过程:高祖父汤德润有三百亩田。给两个儿子各一份,各人只有一百五十亩。曾祖父汤正朝再把一百五十亩田,分给五个儿子。就是到了我的祖父手上,只有三十亩田了。我的祖父汤乾围,种田又教书,尽量节俭,借贷一笔钱,才又买了三十亩田。分给三个儿子,即是分给我的父亲、叔父们。我父亲汤坤庸,早就欠一笔账,一分到手就全卖了。到了我们这一辈人,我们这个靠土地为生的家族,已经没有依靠了。


这个境况,正与当年靠着一块盐蛋入川的祖先相一致。


这段话,也概况了上千年的乡土中国中,地主向贫农过度的方式。这不包括战乱、吏治腐败、恶霸巧取豪夺,就是一种看似自然的衰败过程,最后衰败到某种极限,就出现剧烈的动荡。农家再是辛苦种田,田里是生不出田的。除非,这户人家出了大官、经商致富,或者因军功受到赏赐,可以买到更多的田地。如若不然,田,都是以减法,逐渐地流失了。


艾芜在书中写到的祖父,晚上总是最后睡觉,要巡视各处的门关好没有。门上还要放上几根响刷子。这是把四五尺长的竹竿,用刀划破一半,且要划得碎碎的,将破的一端,向上竖起,门一掀动,竹竿倒在地上,即使不把人惊醒,也会叫狗咬了起来。这是防贼的。


这种竹竿我见过,外婆家的乡下,叫做响竿儿,既能吓贼,平日也用来轰赶麻雀、乱啄食的鸡鸭,还追着打不听话的娃娃。不过,没娃娃怕响竿儿,总是一边躲闪、一边妈呀、妈呀叫嚷着,嘻嘻哈哈的。响竿儿用力敲在地上,打出一片片破响,我至今还记得。


他的祖父每晚叫灯火拨小一点,两根灯草的拨成一根。看见儿子在灯下读线装书,就带着满意的声音,叹息说:“清油好贵呵!”

辛亥革命期间,祖父的大骡子被哥老会牵走了,说是去打清兵,一去不回。祖父爱惜他的骡子,于是对于革命,便发出一些不甚同意的言语,且把一根辫子留到最后,直到赶场拿给场上的人割去,这才算是跟清朝的关系,完全告了别——然而,也只是剪短,并不完全剃光。


很多作家回忆家族史,笔下总会出现一个祖父或外祖父,高尔基《童年》、萨特《词语》、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巴金《家》、萧红《呼兰河传》……莫不如此。寻根,祖父以上,都是文字和传说。唯祖父,才是活生生的根,记忆从他开始。艾芜的祖父,在“文学祖父”的群相中,是相当生动、深刻的一位,然而,并没有多少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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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我想办个文史民俗专栏,就叫《老成都》。是个热天的下午(但愿记忆无误),我骑车去探望艾老。那时候,他已长住在省医院的一个病房里,依然瘦弱,温和,但精神还不错。他听我讲了专栏的设想,点头称赞,并应我的请求,在病房里用我带去的宣纸、毛笔、墨汁,为《老成都》题写了刊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艾老。


随后我又拜访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柯建中老师,请他写一篇谈湖广填四川的文章,并向他提到艾老写的那一块盐蛋。柯老师对此很感兴趣,问我能否把《艾芜文集》第二卷借给他看看?我说,当然可以。


柯老师后来就以这块盐蛋为由头,写了篇湖广填四川的长文,发在《老成都》第一期,一个整版。报纸用整版发表湖广填四川的文章,可能这还是头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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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天,虽然时常雾霾,但晴朗的天气还是有的。我就在一个晴天,开老捷达去新繁,看了看艾老的故居。这是清流镇的翠云村,即他幼年、童年故事的发生地。说是故居,其实是新盖的一个院子,大致复原。但田野还是从前的田野,不像温江,全被楼盘覆盖了。故居的周围,油菜花、樱桃花盛开着,机耕道、田埂,都静静的。还有胡豆花也开得很好。几十只蜂箱放在田中,蜂鸣声让人觉得舒坦。田里还种了大片的蒜苗,释放出蒜的气味,比厨房里的蒜味,更为辽阔,仿佛在大气中奔走。


故居后边,有一座两层茶楼,坐了六七桌乡邻在搓麻将,喝茶。我点了杯花茶,才两元五毛钱,疑心是听错了。故居院子里,有三棵树,高高地伸出了屋顶,枝条不算粗,但姿态颇为遒劲。请教了喝茶的老乡,晓得两棵是水冬瓜,学名桤木。一棵叫葡儿树(谐音),即木槵子。


槵子树上,果实已没有了。我小时候是见过的,童年的家属大院里,有些女性用来洗头发。至少有一回,我见母亲也用槵子洗。先泡,泡出若干泡泡来,还泡出一种槵子的味道。这味道是很难描述的,但我记住了。一颗槵子即隐匿了若干的光阴,砸开一颗槵子,往事也就随之苏醒了。



2018. 3.13






—THE END—

文|何大草   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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