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根】“了不起的杨宪益”

六根2021-04-04 09:45:04

“了不起的杨宪益”


文|李辉


前记


再过十几天,就该迎来杨宪益先生的百年诞辰(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二日)。时间过得快,五年前杨先生的去世,仿佛还在不久前。崇拜他的两个妹妹,杨敏如老人九十九岁,杨静如(杨苡)老人九十五岁,如今健在而健康,只要与她们通电话,少不了的、最主要的话题还是她们的哥哥。

谨在“六根”重新推出五年前的文章,纪念杨宪益百年诞辰,并借此感怀我所熟悉的一代老人的远去。

斯人虽已远去,记忆却常在我心中,温暖而充实。


写于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北京




此刻,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杨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八宝山举行。我没有去现场,而是开始了这篇怀念文章的写作。


我知道,杨先生一定不习惯告别仪式,更会为身后的哀荣而吃惊。这些年,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与十年前去世的妻子戴乃迭一样,悄悄地走,连骨灰也不保留。经历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怒大哀之后,他真的把许多事情看得很淡,活得洒脱。这一时刻,对于我,除了尊重他的意愿,还有更好的悼念吗?


杨先生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是在今年的“十一”期间,家人说这段时间病人少,病房方便,为他选择了煤炭总医院。过去他住院,都是几个人一间的大屋,这一次,他终于有了自己单独的病房。房间不大,但有单独的卫生间,有两张床,另一张床正好可以让日夜照顾他的小年师傅使用。未曾想,这里,成了老人九十五年生涯的最后一站。


九月下旬,我将去南京,行前特地去小金丝胡同家中探望他,以便将他的近况转告他的南京妹妹杨苡老师。外表看,他与前不久没有太大差别,脸色红润,神态慈祥。一开口说话,却让我有些吃惊。声音低而嘶哑,几乎没有清晰的字句。不过,交谈几句后,开始恢复正常,与以前一样可以连贯地与人交谈,声音也不再细弱无力。他指指脖子,说,喉咙里长了东西。我一看,脖子上可以看到一个鼓起的包,是瘤子在挤压声带。


他还是习惯地拿起一枝烟。如以往一样,我为他点燃烟——虽然清楚这是严重违反医嘱。


我们闲谈。我告诉他,杨苡老师说冬天她还要来北京住几个月,等着为你祝寿。他说,他们家里人都长寿。“我母亲活到了九十六,我今年也快九十五了。够了。”很骄傲的样子,说完,淡淡一笑,又吸上一口烟。


我心里咯噔一下。九十五岁当然已经是了不起的高寿,但眼前这位极其可爱的老头,随意说出这句话,还是让我联想到一些现实中的预兆,不免有些伤感。一个老人,如果心里有个未实现的愿望,它时常会支撑他活下去。前年,杨先生曾大病过一次,大家担心他能否过关。当时,他惦记着与两个妹妹的约定,等杨苡腿部骨折伤好,从南京来北京过冬,三人一起庆祝他的九十四岁生日。他一直念叨着这件事,他真的挺了过来,高高兴兴地等到了三兄妹的欢聚。


2009年3月22日,前排,杨苡与哥哥在一起。后排李辉与应红。


这一次,在快到九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又住进了医院。手术当天下午,去看他,他还能正常交谈,但气力与声音已不如半个月前。几天后,他忽然需要鼻饲,再去看他,与我的交谈,就只能用闪亮的目光和温暖柔软的手了。


与杨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去世的前三天。杨苡老师上午来电话说,哥哥呼吸忽然困难,医生与家人商量,如果严重,是否可以切开气管抢救。杨先生和家属的意见比较一致,届时放弃这一抢救手段。我想,对于杨先生,这也是不错的选择,不再让老人受折磨的痛苦,让他平静地远行。下午,我赶去医院,走进病房,却惊喜地看到他居然又挺过来了。气力虽衰,但神志清楚,眼睛还能睁开,看见我走近,他晃晃右手,伸过来。手依然温暖,柔软。


无法交谈了。告诉他,我第二天要到外地去,回来后再来看他。临走告别,他用手指指沙发。沙发上放着一包书,这是他的一本合集《去日苦多》,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书赶着印出来,清醒中他看到了自己题签的新书。我取起一本,放进书包。看他虚弱、渐趋衰竭的样子,对他的康复我真的不抱太多乐观。


《去日苦多》 青岛出版社出版。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在外地接到杨苡老师电话,说:哥哥可能快不行了,低压只到了30—50之间。她很镇静——这些日子她一直表现得很镇静。她说,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结局的精神准备。第二天,早上,八点钟,电话又响了。她说:“我哥哥走了,早上六点多钟走的。”


翻译家、学者、诗人杨宪益先生,永远走了。他不再为去日之多而苦了。


结识杨先生是在二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中期,记得还是作家张辛欣带我第一次走进他家。


杨先生住在百万庄外文局大院里。当时,他是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的主编,负责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出版,这是当年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径。于是,他和戴乃迭成了不少作家的朋友,一时间,众星拱月,热闹非凡,杨家就是一个文学沙龙,成了中国作家与外国客人交往的场合。喝不完的酒,抽不完的烟,聊不完的天……在经历过“文革”牢狱之灾,承受了爱子自焚的痛苦之后,历史转折时期的全新环境,“往来无白丁”的热闹非凡,尚能让这对夫妇,以酒浇愁,以酒忘忧,全身心投入到另一天地。


一九八八年年底,我所供职的“大地”副刊,请居住北京的七位前辈在新的一年里联袂开设一个随笔专栏,名曰“七味书谭”,他们分别是:金克木、杨绛、黄苗子、杨宪益、冯亦代、董乐山、宗璞。(其中最年轻的宗璞老师,如今也已年过八旬了。)为开设这个栏目,曾请他们聚会,除杨绛和董乐山外,其他五位前来。虽然七人未到齐,但也属难得。我为他们五位拍摄了一张合影,杨先生笑眯眯坐在中间。


杨宪益九十大寿上的合影,前排三位老人丁聪、黄苗子、杨宪益均已逝世。后排邵燕祥先生与前排黄苗子、杨宪益三人合作出版打油诗集《三家诗》。


“七味书谭”于一九八九年年初开张,几个月过去,局势突变,七个人中,出国的出国,退隐的退隐,本可以热热闹闹精彩万分的专栏,也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随后,负责编辑这个栏目的钱宁兄也漂洋过海,存放“七味书谭”的卷宗留在了铁网丝文件筐里。“七味书谭”存稿没有再获刊发,放了一两年,有的退还给了作者,有的则不知去向,其中好像有杨先生的两篇文章。


进入九十年代,杨家一下子清静了许多。退休,退隐,八十年代的热闹已是过眼烟云。这时,与他相聚的大多是过去结识的老朋友。老朋友中间,他不算年龄最长的,但他好像格外受到大家的照顾甚至“宠爱”,聚会时常就安排在他的住所附近,特别是在戴乃迭病重和去世之后。


2009年3月22日,这是最后一次为杨宪益拍照。


戴乃迭去世之前,他们已从百万庄搬到了友谊宾馆,聚会经常安排在国家图书馆大院里的东坡酒家。戴乃迭去世后,他单独搬到尚在修建的西四环路旁边的一处新寓所,大家相约,驱车到他家里聚会。最近十年,他搬到了后海小金丝胡同的女儿家里。连续几年为他过生日,就他的方便,聚会一般都安排在什刹海周围的饭馆。如有聚会,他很乐意参加。天冷时节,裹着大衣,头用围巾包得严严实实,他坐在轮椅上,沿着小路被推到饭馆。


聚会时,他言谈并不多,总是笑眯眯地在一旁听,兴致一来,顺手拿来饭桌上的餐巾纸或口袋里的烟盒,在上面写上几句打油诗。大家传看一圈,或有人当场续上几句,或被哪一位放进了口袋带走。


有一年,为他过生日,正逢雪后,什刹海一片白茫茫。我去把他接出来,大家在什刹海东南角的一个客家饭馆里聚会。郁风老太太后来写了一篇《雪漫什刹海》,以诗意之笔描述了这一次聚会。她写道:“这地方并不豪华,却有前面、右面三扇像电影屏幕似的大玻璃窗,雪漫什刹海的全景尽在眼底。我坐在宪益左边面对大窗的位置,冰雪中游滑着的小人儿,比桌上的菜还要清楚地在我眼前飘动。我们每人面前是陶器小钵头盛满糯米酒香甜味的花雕,这不至于使杨宪益醉倒。有一次类似的聚会,他喝下一整瓶二锅头,又喝威士忌,又喝花雕,结果好玩极了,白发朱颜的瘦高老头被两人搀扶着向外走,左晃右晃像跳摇摆舞。……”


杨宪益九十大寿聚会上的七位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前排左起:丁聪、黄苗子、杨宪益、罗沛霖(杨敏如的丈夫);后排左起:郁风、唐瑜、杨敏如。如今,只有杨敏如健在,已是九十九岁的老人,依然思路清晰,笔耕不辍,谈话声音洪亮。


这一次生日之前,杨先生刚被检查出病,家人都建议他去住院治疗,但他拒绝了。他的确是一个奇迹,从小抽烟、喝酒的他,到了九十岁,居然还从来没有住过医院。这也是他在疾病面前常常若无其事的本钱。席间,他拿过一张餐巾纸,写上打油诗一首递给郁风:“无病莫求医,无事莫写信,信多事必多,医来必有病。”


这样的聚会有好多次,但惟独这一次,才被郁风老太太的文章详细记录下来,留住了那一天的雪景,留住了杨先生被白雪映衬的豁达。


两年前郁风走了,今天,杨宪益也走了,两个有着同样豁达性情的老人,要在天堂相逢了。他们会不会谈到什刹海的一次又一次的聚会?会不会谈论起郁风为戴乃迭画的那幅有名的水彩肖像画?这幅画,杨宪益一直挂在房间。画上还有郁风写的一句话:“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这句话,像诗。


人们常爱说杨先生散淡,潇洒,似乎超然于世外。他讲话,总有英国绅士似的舒缓,从容,从不疾言厉色;烟不离手、酒不离口、陶醉于微醺的习惯,让他获得“酒仙”美誉;他有个口头禅“无所谓”……这些自然容易给人留下他似乎对一切都持无所谓态度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他一直关注现实,他有鲜明的是非观,他有超出许多人的直觉判断。他思,他忧,他怒,他哀。有些事情,在他心中永远不可能化作无所谓的一丝轻烟——哪怕他用“无所谓”的方式来表述。


譬如,他对戴乃迭的痴情,就从来没有“无所谓”。


戴乃迭晚年曾写过一篇英文自传(可惜没继续写下去),其中谈到了她与杨宪益的爱情与婚姻。我在写《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时,曾将之翻译引用于书中。这位在中国出生的英国传教士的女儿,美貌惊人,她与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相爱,但遭到母亲反对。“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母亲这样严肃地警告她。但她还是选择了杨宪益,并随他回到抗战烽火中的中国,从此,她的命运、她的事业永远与杨宪益合为一体。只是她没有想到,母亲的警告成了谶言。“文革”期间他们夫妇遭遇牢狱之灾,儿子也因此而患精神病,后来自焚身亡。可是,晚年戴乃迭仍不后悔选择了杨宪益,她在文章中这样说:“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这是两个人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它是真正属于个人的相知相爱,早已超越了国界,没有了丝毫世俗的、物质的气味。


杨宪益与戴乃迭新婚时。


九十年代后期,戴乃迭患老年痴呆。几年时间里,杨先生谢绝了许多聚会,一次也不到外地去。他说,他要好好陪乃迭。


这两天,我找出一封杨先生一九九七年写给我的一封信,唤起我的记忆。信中写道:“我目前因老妻有病,整天坐着陪她。什么事也没作,除了家务事而外,也从未给朋友写信,也无法出门,电话倒是常打。但您的电话我也没有,有空欢迎来玩玩。……”


我去了。他们住在友谊宾馆的一套公寓里,此时戴乃迭衰老得完全变了一个人,不能交谈,坐在轮椅上,呆呆地看着我们。杨先生与我谈话时,他总要常常转过身看一眼她,还站起来自己去喂她一口水,喝好,自己拿小手绢帮她擦擦嘴角。过去和后来,我从没有见过他这样乖巧和细心,哪怕对自己。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中旬,戴乃迭因病去世。送去火化,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杨先生很难过,甚至说,他的生命也等于跟着走了。随后,他赋诗一首如下:“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一位朋友将这首诗书写后裱好送去,他挂在卧室里,与之整日相对。这首诗,一直挂到了今天。


杨宪益戴乃迭同游英国湖区。


戴乃迭去世后,亲友们都在想办法如何帮助杨先生散散心,尽快摆脱痛苦。当时,郑州有一个越秀学术讲座,由沈昌文先生与郑州越秀酒家合作创办。这个讲座一直由沈公主持,后来他忙,便邀我协助他,每个月请一两位文化界人士前去,讲座后,再陪主讲人到外地旅游。我与杨先生商量,请他去讲一次,讲什么都行,顺便去开封转转。他的女儿杨炽大姐也很赞成这个提议。开始我们担心他不愿意到外地去,没想到他迟疑后同意了。演讲题目定为《中国诗,外国诗与打油诗》。于是,十二月十日,在戴乃迭去世不到一个月后,杨先生有了一次河南之行。这一年,他八十五岁。


在那次讲座上,大家见识到了杨先生的“酒仙”风度。午饭,他照例喝几两白酒,下午演讲时,问他喝什么,他说:“随便。”我知道,他说的“随便”并不包括茶水——因为他很少喝水。我倒上一杯威士忌递给他。于是,前所未有的演讲场面出现了。他抿一口,讲一讲;又抿一口,再讲一讲。微醺中,随意朗诵几段诗句,那神态,那语调,让听者陶醉。我们早已不在意演讲内容是否系统,是否有条理,甚至是否有学术性。难得一见的文人形状与文化情景,已足以让我们快乐无比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开封,一起陪同的还有大象出版社负责编辑《寻根》杂志的周雁女士(可惜她后来英年早逝)。杨先生是第一次到开封,走进天波杨府,最让他好奇和兴奋。他说:“这是我们杨家。”听得出他很为自己与杨老令公及一家英豪同姓而骄傲。整整一天,他一点儿不显疲倦,一直兴致勃勃。他甚至对说:“开封真好,我应该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到这里买套房子,住在开封。”这话他说了又说。听起来,自然显得夸张,但也可见他还有换一个生活环境的想法。


这次河南之行,我与杨先生商量写写他与戴乃迭的故事,他很高兴。我住在他的隔壁,照顾方便,谈话也方便。几个下午,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我听他娓娓而谈。谈儿时家事,谈与戴乃迭的恋爱与婚姻,谈“文革”的牢狱之灾,谈翻译的体会与苦衷……这一次,我特地录了音。回到北京,将这次的谈话整理出来,起了这样一个标题《那些得意伤感悲哀的往事》。


晚年杨宪益与病中的戴乃迭。


其实,得意、伤感、悲哀,三个词汇远远不能概括杨先生一生的行程。他的外表与内心,有着强烈的反差,即便我们想努力认识他,理解他,恐怕也很难做到。何况,我们看到的只是在“文革”之后的杨宪益,他过去的性情如何,并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推定,儿子杨烨的不幸结局,应是对他们夫妇的最大打击,这也是他们人生态度的转折点。二○○一年我在《一同走过》中曾这样写道:


朋友们感觉到,从那时起他们仿佛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酒喝得更多了,更频繁了,但他们两人感情也更加深厚,更加不可分离。自那之后,许许多多的身外之物他们看得更淡,人从此也过得更为洒脱。名利于他们,真正是尘土一般。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地,书架上几乎找不到他们翻译出版的书,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他们自己手头也没有几种,更别说凑上半套一套。


看淡身外之物,绝非把人世间做人的原则、正义的评判淡忘。相反,从文革磨难中走出之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对人间是非有了更加明确的态度……


的确,生活中有些东西在他们是不可能忘掉的:责任感、正义感、友谊。这些很容易在历史波动中被扭曲、被阉割的东西,在历尽磨难之后令他们更加珍爱。拥有它们,便会在历史关键时刻激发出难能可贵的勇气和魄力。可以说,无私才能无畏这句话,在他们身上得到很好的印证。在这方面,许许多多熟悉他们的朋友,都自叹不如。也正因为此,朋友们才从心底钦佩他们。


多年过去,我觉得这些文字仍能用来表达出我对杨宪益的认识与理解。



《一同走过》出版后,戴乃迭的姐姐几年前在九十岁高龄时将之翻译成英文,计划在英国出版,未果。后来,南京一家出版社曾想出,但又告知市场论证后被否决。这两年,每次见到杨先生,他总是问:“怎么英文的书还没有出来?”我知道,他在意的不是宣扬自己,而是为了戴乃迭。他在想,应该有一个英文版本,让戴乃迭的故乡人能更多地了解她。


最终他没有看到英文版《一同走过》的出版。如今,这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杨宪益九十大寿聚会时,丁聪夫人沈峻与杨宪益合影。2014年12月11日,沈峻老人去世,熟悉的老一代人,几乎都走了。




杨先生还享有另外一种幸福与快乐——两个妹妹的崇拜与关爱。两个妹妹都已高龄,大妹妹杨敏如生于一九一六年,今年已过九十三;小妹妹杨静如(杨苡)生于一九一九年,今年已过九十。她们对哥哥的情感,从儿时一直延续今天。在这一点上,在我熟悉的前辈中,没有别人能有他这种幸运。


敏如老师毕业于燕京大学,是顾随先生的弟子,多年研究古典文学,尤其以对唐宋词研究精深而著称。杨苡老师毕业于西南联大,是著名翻译家,《呼啸山庄》是其代表作。两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各有成就,但在她们心目中,哥哥才最了不起,哥哥永远是她们的偶像。只要谈起哥哥,她们马上显得非常激动,都是九十岁的老人,却还拥有一份可爱的纯真。


敏如老师惜墨如金,但偶有文章,却很精彩。戴乃迭去世后,杨敏如老师撰文怀念嫂嫂,在题为《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的畏友,我的可敬可爱的嫂嫂,你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安息了。你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谢谢',甚至文革中关在监狱,每餐接过窝头菜汤,你也从不忘说'谢谢'。现在,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


我觉得,在所有悼念戴乃迭的文章中,这是最有震撼力的一句话!


敏如老师几乎把心思都放在哥哥身上,事无巨细,她都过问,即便罗嗦、挑剔,也显得可爱。读到她写启功的长文,我打电话去,建议她多写写北京师范大学的同辈教授,可以写成一本书。她却说:“不,我要多写写我哥哥。”这几年,她一直在写哥哥的往事,真希望能早日读到它。


远在南京的杨苡老师,与姐姐一样,最关心的是哥哥。几年前,在家里摔倒腿部骨折,卧床多日。但她一再说:“我会好的,我还要到北京去,为哥哥过生日。”去年冬天,八十九岁的她真的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庆贺哥哥九十四岁生日。

两个月前,在南京见到杨苡老师,她说计划今年冬天再来北京,为哥哥过九十五岁生日。


杨苡老师来信不多,但凡有信,必然要提到哥哥。这几天,我找出十年来她写给我的信,又一次读她对哥哥的崇拜、认识、理解。如今,在杨先生远去之际,再读这些文字,更加令人感动。她的信远胜过我的叙述,且摘录几段如下:


您在11月29号写给我的信早已收到,拜读长文(指拙文《一同走过》——李辉)后我十分十分感动!……我只是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哥你真应该再写长些。另外就是杨烨的自焚而亡这事发生在1977或78年的冬天,我始终不忍跟我哥谈到这件事,但也仅仅在1979年我受《中国文学》之命(是我哥推荐的)在上海我哥和我去看巴老时,在路上谈了几句,我们认为杨烨那时换了环境,可能已逐渐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而开始清醒认识到他们这一代年青人曾被如此愚弄过白白浪费了他们最好的青春时代……到那时他开始反思,才会默默地给自己浇上汽油!


而在他爸爸妈妈坐牢时,他却一边尽他作为大哥的责任,担负着供养小妹(妹妹即杨炽)在北大荒插队,一边默默地受着各种羞辱与嘲笑与诬蔑,四年来没人把他当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大学生看待,没人理他,这才导致他的精神分裂,而对一切过去理想的“幻灭”却是在77年之后开始的。


我哥就是这种散淡的性格,他如今更是淡然处世,我曾让他转达,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你家里电话,而白天上班时我如打长途也尽量少打,因为是全费,同时我是知我哥一样不大写信的。因此无论如何请原谅我没能及时回信,很没礼貌!我相信我哥也懒得转达我的感谢!


……


总之,非常非常抱歉!我原是很希望跟你能有一天聊聊我哥、乃迭、沈从文、巴金、黄裳,等等,我只会聊天……我能记得许多有关我哥的童年趣事,可我哥我姐全忘了(或不想回顾)。


(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谢谢你给我那么多的鼓励——从鼓励吃饭,到鼓励写,鼓励回忆这个那个……我的确老有不少腹稿。我最崇拜的人是我哥,虽然我也不是认为他非常完美,也不是他每件事都做得很聪明(他为了保护我,伤害过个别的人),但我这一生的确受他影响最大,我曾经希望你能写我哥,也只有你能写,可惜你没有早认识他,其实他很能“滔滔不绝”……比如说关于sarah。我至今还保存一张她同我母亲姐姐和我的照片,本来有好几张,都没了,包括她自杀后的遗容。我还存有当年我写给她的挽诗。


……


在北京哥家,向他告别时,我很想哭,陈寅恪赠吴宓的诗句“暮年一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是这么回事。他到明年一月就是整九十岁的了,而我现在算是85岁!我常想起我们的童年(我曾写过一诗,邵诗人把它在《诗刊》发表了,就是给我哥的),我和我姐姐是“姨太太”生的,而我们的“小少爷”明明和我们同父同母的哥哥却属于“娘”的管辖(我们称自己的母亲叫“姆妈”),受着一种特殊的优厚待遇!幸亏“娘”是个只热心于打麻将的扬州大小姐,那些年我哥还是跟我们在一起玩,虽然玩也不是太平等,都得听他的。


我想也就因此在1934年他去英国之后,我感到非常孤独,直到1938年遇见巴先生的三哥。也因为这个孤独无助的心情,才使我主动找巴金在信上倾诉。那时最向往的是自由!


在鼓楼医院病房最痛苦的时候,一次我女儿代我接通了我哥的电话,我对我哥说:“哥,我想你!”然后大哭,我女儿赶快同我哥通话,你猜我哥对她说什么,他说:“怎么你妈妈还不如我哩!”


这就是说,我哥一生中吞下了多少眼泪,他是非常内向的,我了解他!他和乃迭彼此都作了很了不起的牺牲,彼此包容、迁就,这在外人是不会看出来的。乃迭最后几年非常痛苦,我也是了解的,杨烨之死给了她致命的一击,这本来也可以多写写的。


忽然接到我姐姐电话,使我心神不安。我只能求助于你。昨天下午我姐怪我麻烦你,说太不好意思了,但又很高兴,因为她能在下午从我的电话就知道了我哥的病情暂时不严重(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她你见到我哥),她自己在昨天上午也在她的合同医院查出糖尿病、冠心病,她在电话中对我说:“咱们三个人好日子是过去了,我不能不悲观!”


(二○○四年四月十日)


我的腰病又犯,咳嗽才好一点,我等着健康情况良好时去北京。今年再不去看我哥(了不起的杨宪益!),明年又不知怎样,一切未知。我们兄妹三人都已是“最后一站”了!


(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一直是小病不断,快两个月了,也因此没有胆量去北京,虽然我想我哥,但早已不是小时候那种依恋了。我曾妄想哪天跟你畅谈我哥,不是那样完美的,“人无完人!”他有他的矛盾、弱点,以至个人英雄主义之类,他从小的逆反心理直到长大年老,他应该也不是没有regrets的!


(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杨宪益致李辉书简。


举行杨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晚上,吉林卫视“回家”栏目,为寄托他们的哀思,特地重播了四年前拍摄的专题片《杨宪益戴乃迭:惟爱永恒》。


面对镜头,杨先生沉着而从容,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讲述自己与戴乃迭的故事。他的话语不多,但却言简意赅,富有含蕴。


节目结尾部分,采访者问:戴乃迭的骨灰是如何安排的,有墓地吗?


杨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慢慢说:“都扔了。”


“为什么不留着?”


他指指烟灰缸,反问:“留着干什么?还不是和这烟灰一样。”


这是片子的最后一句话。


一个烟灰缸的特写。然后,镜头移到杨先生脸上。他显得格外平静,又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几丝烟雾,袅袅而上,在他眼前飘过。


听说,杨先生的骨灰最终保留了下来。其实,对于他,物质的留或不留,没有区别,也不重要。十年前,戴乃迭去世后杨先生曾赋诗一首,最后两句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现在,他早就迫不及待地赶去与戴乃迭汇合,两个灵魂将完全融为一体。从此,银汉不再隔双星。


写于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二日,北京。




六根者谁

李辉 叶匡政 韩浩月 绿茶 潘采夫 武云浦

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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