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陈忠实不写自传,不写自序,《白鹿原》成绝响
2023-05-10 14:56:27“他是杰出的作家，为中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陕西作协主席贾平凹在接受读书报采访时表示。
据陕西省评论家李星介绍，陈忠实自去年查出口腔癌，后转移为肝癌。前几天吐血，一直在抢救。陕西省作协主席、《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表示，陈忠实的去世，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有些人把文学作为敲门砖，陈忠实是以文学为生命的人。他的《白鹿原》是现当代长篇小说高峰式的作品。”
陈忠实“解密”《白鹿原》创作历程
前些日子，在西安举行的盛大文学全球写作大展颁奖活动上，见到陈忠实。《白鹿原》之后，他出版过不少作品，但也不过静水微澜，没有太大的反响。多数人提及陈忠实，依然是《白鹿原》――作品问世后近20年中，历经无数采访和对话，一而再地谈论《白鹿原》，陈忠实是否有点无奈和烦恼？
他把这一切做了个了结，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回答了所有。在颁奖活动间隙，甚至在等车的几分钟里，我们见缝插针地做了一次简短的采访。
陈忠实几乎不写后记或自序。因为他总认为作家是用作品和读者交流的，作品发表出来，没有多少必要再说什么。所以，在陈忠实已经出版的60余种小说、散文选本和文集中，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乡村》时，写过一篇不足千字的后记，此外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自序或后记。
可是，多少年来不断地有人采访，搞评论的也想了解《白鹿原》的创作过程，甚至有多家出版社约请陈忠实写自传。当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时，陈忠实真诚地说，没有打算写自传，但是可以考虑试写《白鹿原》的写作手记，着重点在写作生活本身。他说：“对我而言身价在写作，任何经历没有意义。很多老农灾难更多，为什么不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经历？关注作家，无非是因为他的作品。”
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文字并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候，陈忠实的两只眼睛突然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我背靠沙发闭着眼睛，似乎有泪水沁出……我在这一刻的感觉，不仅没有狂欢，甚至连往昔里写完一部中、短篇小说的兴奋和愉悦都没有。我真实的直接的感觉，是从一个太过深远的地道走到洞口，骤然扑来的亮光刺激得我承受不住而发生晕眩；又如同背负着一件重物埋头远行，走到尽头卸下负载的重物时，业已习惯的负重远行的生理和心理的平衡被打破了，反而不能承受卸载后的轻松了……”在《生命历程里的一个下午》里，陈忠实记录了完成《白鹿原》的真实感受。
他回忆自己当初所做的心理准备，是“沉静”。为此，他给自己立下三条约律：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已以往作品的评论，一般不参加那些应酬性的集会和活动。“三条约律也是保障整个写作期间能聚住一锅气，不至于零散泄露零散释放，才能把这一锅馒头蒸熟……当我完成这部书稿之以后，便感佩当初的三条约律拯救了我的长篇，也拯救了我的灵魂。”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白鹿原》
作品写完之后，他有两种估计，一是这个作品可能被彻底否定，根本不能面世；另一种就是得到肯定，而且会引起一些反响，甚至争论。“不会是悄无声息的，因为作家自己最清楚他弄了一部什么样的作品。”1993年3月，陈忠实与当时的《小说评论》主编李星对话时，这样说。
“写作的过程中，完全进入当年构思写作的情景当中，做了一次回味。凡是能够忘记的，都是不值得记忆的。近20年的经历，凡记忆犹新的，都是写作中感受至深的。写起来，是心灵上的某种回归。”陈忠实说，整个写作过程是愉快的，因为所写的话题，不仅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起来有一种重新温故的新鲜，而且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淘汰，芜杂的东西消逝了，能够留下不能遗忘的事，无疑是当年思考最激烈包括刺激最强的人和事。
陈忠实把自己的创作生涯划分为两部分：没有发表作品以前和发表作品以后。1957年，上初二的陈忠实开始在作文本上写下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老师对这篇小说评价很高，打了5分，还加一个“＋”，从此就注定了陈忠实一生的爱好。1953年之后，他把这归结为“寻找自己的句子”的开始。
他说当时自己完全是过一种“文学瘾”，像抽烟一样，没有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去做。真正创作是从新时期开始的，那时候他感觉到文学可以当作事业来做了，就请求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去，处于半专业状态。1979年一年发了十部短篇，以后每年都以这个速度进行。1982年，陈忠实开始写中篇，1988年春开始写长篇，创作《白鹿原》。
进入到长篇《白》的创作时，企图要“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真正寻到了吗？陈忠实不确定。他说自己还会继续寻找。这句话是海明威说的。他特别佩服，海明威把作家创作这种颇多神秘色彩的劳动用一句话给说透了。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说白了，就是这句准确而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遗憾之处是，《白鹿原》出版后的反响，以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的波折，已经不属于写作本身，因此被排除在“写作手记”之外。
问及陈忠实眼下关注的事情，他有些无奈地说，写序、读作品占的时间很多，很多是非写不可的，写了这么多年，大概也写了上百人的序。那么，他还有写作的打算吗？“我不说明天要做的。”陈忠实脸上的每一道皱纹溢满朴实亲切的笑。他说，没有作品，自己跟一般农民没区别。
陈忠实有一首词：“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桥。”他说，自家门前的小河受三势所逼，是倒着流的，只能往西。人的创作也是这样，有人也许一路向东，有人开始时可能要走些弯路，但终归会流向大海。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得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突破口，一个阶段一个突破，这样逐步地发展起来。期待陈忠实，还能找到自己的突破口。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 本文刊于2010年7月28日中华读书报）
陈忠实：好在我活着时能看到电影《白鹿原》
作 者 自 述
我的文学生涯
文|陈忠实
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听说我的一位老爷（父亲的爷爷）曾经是私塾先生，而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入学，直到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之后作过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乡（公社）和区的干部，整整十六年。我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有些了解，是这段生活给予我的。直到1978年秋天，我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我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还是决定离开基层行政部门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学。1982年冬天，我调到省作协专业创作组。在取得对时间的完全支配权之后，我几乎同时决定，干脆归老家，彻底清静下来，去读书，去回嚼二十年里在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蓄，去写属于自己的小说。我的经历大致如此。
我在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文学作品，尚不知世有“作家”和“小说”，上初中时我阅读的头一本小说是《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再熟识不过的。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生活的照片。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的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是带有本性的。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也就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卷绕……所有这些震撼人心的书籍，使我的眼睛摆脱开家乡灞河川道那条狭窄的天地，了解到在这小小的黄土高原的夹缝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父亲自幼对我的教诲，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人要本分啦，勤俭啦，就不再具有权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的规范，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忍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父亲对我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个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种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农业是最合适的。开始我听信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我不能过像阿尔青（保尔的哥哥）那样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搞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而我面对的现实是：高考落第。我们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很使一些供给孩子读书的人心里绽了劲儿。我的压力又添了许多，成为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回到乡间，除了当农民种庄稼，似乎别无选择。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这实际上无异于冒险。我阅读过中外一些作家成长道路的文章，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文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当中，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要想比常人多有建树，多有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劳动，要忍受常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我比较切实在确定了自己的道路，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静下心来，努力自修，或者说自我奋斗。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学”领到毕业证了。结果呢？我经过两年的奋斗就发表作品了。当然，我忍受过许多在我的孩子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艰难和痛苦，包括饥饿以及比鼓励要更多的嘲讽，甚至意料不到的折磨与打击。为了避免太多的讽刺和嘲笑对我平白无故带来的心理上的伤害，我使自己的学习处于秘密状态，与一般不搞文学的人绝口不谈文学创作的事，每被问及，只是淡然回避，或转移话题。即使的我父亲也不例外。
我很自信，又很自卑，几乎没有勇气拜访求教那些艺术家。像柳青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尽管如我是他的崇拜者。我在爱上文学的同时期，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着天才的极大差别。这个天才搅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应，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确信自己属于非天才类型。尤其想到刘绍棠戴着红领巾时就蜚声文坛的难以理解的事实，我甚至悲哀起来了。我用鲁迅先生“天才即勤奋”的哲理与自己头脑中那个威胁极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终于坚持不辍。如果鲁迅先生不是欺骗，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我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是散文《夜过流沙沟》，1965年初刊载于《西安晚报》副刊上。第一篇作品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成为大手笔，但作为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我确信契诃夫的话：“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我不敢确信自己会是一个大“狗”，但起码是一个“狗”了！反正我开始叫了！1965年我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散文，虽然明白离一个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可是信心却无疑地更加坚定了。
1978年，中国文学艺术的冻土地带开始解冻了。经过了七灾八难，我总算在进入中年之际，有幸遇到了令人舒畅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初做作家梦的时候，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想象得很神圣，很神秘，也想象得很浪漫。及至我也过起以创作为专业的生活以后，却体味到一种始料不及的情绪：寂寞。长年累月忍受这种寂寞。有时甚至想，当初怎么就死心塌地地选择了这种职业？而现在又别无选择的余地了。忍受寂寞吧！只能忍受，不忍受将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忍受就是与自身的懒怠作斗争，一次一次狠下心把诱惑人的美事排开。当然，寂寞并不是永久不散的阴霾，它不断地会被撕破或冲散，完成一部新作之后的欢欣，会使备受寂寞的心得到最恰当的慰藉，似乎再多的寂寞也不算得什么了。尤其是在生活中受到冲击，有了颇以为新鲜的理解，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哲理的时候，强烈的不可压抑的要求表现的欲念，就会把以前曾经忍受过的痛苦和寂寞全部忘记，心中洋溢着一种热情：坐下来，赶紧写……
小屋里就我一个人。稿纸摊开了，我正在写作中的那部小说里的人物，幽灵似地飘忽而至，拥进房间。我可以看见他们熟悉的面孔，发现她今天换了一件新衣，发式也变了，可以闻到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旱烟味儿。我和他们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他们向我诉叙自己的不幸和有幸，欢乐和悲哀，得意和挫折，笑啊哭啊唱啊。我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现实世界里我所见过的一切，然而又与现实世界完全绝缘。我进入这个世界里，就把现实世界的一切忘记了，一切都不复存在，四季不分，宠辱皆忘了。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物在一起，追踪他们的脚步，倾听他们的诉说，分离他们的欢乐，甚至为他们的痛心而伤心落泪。这是使人忘却自己的一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容纳我和他们，而容不得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人插足。一旦某一位熟人或生人走进来，他们全都惊慌地逃匿起来，影星儿不见了。直到来人离去，他们复又围来，甚至抱怨我和他聊得太久了，我也急得什么似的……
我在进入44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50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恰在此时由《蓝袍先生》的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珍惜50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当我在草拟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里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老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塬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这是1988年4月1日。在我即将跨上50岁的这一年的冬天，也就是1991年的深冬，《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最后的归宿。我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塬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的烟云，终于要回到现实的我了。
（选自《小说评论》2003年第五期）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内容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