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是梵高的生日。距他在荷兰南部一个小镇呱呱坠地起，165年过去了。
他的人生经历早已酿成世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一份统计显示，以记录梵高生平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已超过百部，其中纪录片78部，电影作品30部。
一个“疯了”的画家，一个盛名加身、无人超越的天才——这是多少年来人们对于梵高根深蒂固的印象。事实上呢？有多少人甚至根本没有好好看过梵高的作品。过高的知名度有时反而弱化了梵高的形象，模糊了真实的他及其创作动机。
最近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未读·艺术家原版引进的《梵高的耳朵：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书，在揭露1888年12月23日晚发生在阿尔勒市的梵高割耳之谜外，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看待梵高的角度。这本书的作者贝尔纳黛特·墨菲，是位英国的艺术爱好者。她耗时七年深入调查梵高事迹，先后一百多次前往阿尔勒，以法证调查般的严谨、细致，寻找事件发生时代的一手资料，寻访事件当事人的后代，逐渐拼凑出梵高及其所生活环境的真实图景，建立起梵高生活当时的阿尔勒逾15000人的居民档案。2016年BBC播出的一部名为《梵高割耳之谜》的纪录片，正是取材于这部作品。墨菲坦言，希望“更深的了解带来的是真正的欣赏和尊重”。
梵高割耳，到底是切了耳垂、部分耳朵还是整只耳朵呢？百余年间，众说纷纭。在墨菲看来，这个细节的真相重要到有着有天壤之别。“我们可以把割耳垂解释为一次意外失手——残忍，但或许能被看作是无心之举。而如果他割下的是一整只耳朵，那么很显然这不只是一次意外，而是足以反映梵高的精神状态的。”
揭秘梵高的朋友圈：
“一个很有趣的荷兰人”“他直率，开朗，充满生气”这些都是朋友们给梵高的评价，是不是与你印象中那个离群索居的怪人、疯子相去甚远？
多少人印象中的梵高，就是一个离群索居的怪人、疯子。墨菲却通过调查发现，梵高的朋友不在少数。
梵高在阿尔勒期间，一名也住在阿尔勒的丹麦艺术家克里斯提安·穆里耶-彼得森，成为了他的朋友。
穆里耶-彼得森住在城里一个主要广场上的弗洛姆咖啡馆，离卡雷尔旅馆步行只要几分钟。在放弃了医学学习后，他来到普罗旺斯潜心研究绘画。
在一封写给丹麦朋友的信中，穆里耶-彼得森这样描述他与梵高的初次相遇：“我正在画一些油画，与一个很有趣的荷兰人一起作伴，他是个定居在这儿的印象派画家。起先，我以为他可疯呢，但是现在我想这是一种艺术家的表现方式吧……我记不住他的名字，冯谱还是什么的。”同一天，文森特写信给提奥，“这个傍晚我有了个伴儿，因为在这儿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年轻丹麦画家；他的作品很干涩、中规中矩、羞怯，但是我倒沒什么反感，他还年轻、聪明。”
尽管穆里耶-彼得森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他们很快变成了铁哥们。由于之前做过一次艺术之旅，他更熟悉周边环境，他和文森特开始在阿尔勒周边的乡间探险和徒步。
在巴黎的城市氛围中，文森特很少有机会直接在自然环境下工作，但是他在首都学到的印象派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的技巧，在描绘阿尔勒郊区星罗棋布的果园时，就非常适宜了。那个春天，他完成了十七幅开花的树的油画。同一时期，穆里耶-彼得森也画了一幅果园的画。他们“形成了一起工作的习惯”，他回忆道，在他们最喜欢的咖啡馆碰头，然后再一起出发，“勇敢地面对密史脱拉风，画下果园”。他们并肩作画：文森特坐着画，而丹麦人则在支起的画架上作画。
除了弟弟提奥以外，梵高还与一个人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那便是年轻的艺术家埃米尔·伯纳德。
1886年冬天，当梵高在巴黎的柯罗蒙画室学习绘画时，他与18岁的伯纳德成了好朋友。在伯纳德眼中，梵高是“你能遇到的最最高尚的人，他直率，开朗，充满生气，有些愤世嫉俗，又有点儿滑稽——他是一个好朋友、铁面无私的诤友，完全没有一己私欲。”
不能不提的，更有高更。
在阿尔勒，梵高与高更“同居”了62天。众所周知的，是两人“相爱相杀”的戏剧性反转。等待高更到来的那段时日，梵高满怀憧憬，留下《向日葵》《星夜》《夜间咖啡馆》《梵高的卧室》等一批杰作。没过多久，两人却引发口角，最终在梵高酿出“割耳事件”之后分道扬镳。
事实上，梵高与高更的关系究竟如何？他们在彼此眼中是什么样的？墨菲给出了很多线索。
书中是这样说的——
他们互相尊重对方，但从来都不是对方的真心朋友。梵高总是用“您”而不是“你”来称呼高更，而当他称呼埃米尔·伯纳德那样的人时，用的是“你”。即便在高更与梵高亲密同住了两个多月后，梵高也仍然用尊称“您”来称呼已经离开阿尔勒的高更。
与另一名艺术家并肩作画时对双方而言必然都有收获，但高更对梵高绘画风格的影响却不该被高估。他们有一些相互的影响，但在1888年夏天，当梵高的艺术造诣达到巅峰的时候，他是独自作画的。高更在梵高过世10年后写下的自传中，暗示他几乎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都教给了梵高，而这位荷兰人视他为“师傅”。梵高的弟媳乔·梵高被这种说法激怒了：
（别）……让后世误解了文森特……从来没有，（真的）……只要你重读文森特在那时的信件，就不会产生那种他认为自己低高更一筹的印象。我有高更写的40封信，包括一些在当时写的信，他的信和文森特的那些信都清楚地表明，他们互相高度评价对方，但并没有（感到）谁比谁要更优越。
不管怎样，高更促使梵高开始尝试用不同的风格来作画。在他到达阿尔勒之前的一段时间，高更就鼓励梵高用想象力作画。因为梵高以前都是直接对着实物作画的，高更的建议使梵高的绘画方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令他能够在室内没有模特的情况下作画。这是他艺术创作的新方向，也带来了他对这位新朋友的高度赞许：“高更给了我想象的勇气，而想象力带来的创作成果实在是太神秘了。”
墨菲还特别提到，许多证据表明梵高不是胡子拉碴的邋遢汉形象。
比如，刚到阿尔勒的梵高，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是首都的时髦范儿。
又如，梵高在巴黎的自画像显示出他穿得非常得体。
在南方，他有时打扮得相当华丽。他以身着白色西装、头戴草帽而知名，后来为了模仿他的英雄阿道夫·蒙蒂切利，他还买了一件黑色丝绒夹克。然而他在阿尔勒住得越久，他就愈发学习当地人的着装，不论这在当时让他身边的人觉得有多么奇怪。他开始穿起当地工人的衣服，例如在他耳朵绑着绷带的那幅自画像中所穿的牧羊人夹克衫。
揭秘梵高割耳事件：
梵高割耳，灵感来源于斗牛士？那一夜，他割下的到底是耳垂、部分耳朵还是整只耳朵？
梵高自割耳朵的故事流传甚广，但他为什么割耳朵？“她想要圣诞礼物，而在斗牛中，耳朵就是给予女士至为尊贵的褒奖。”关于梵高割耳，在普罗旺斯，这是最广为流传的原因，似乎听上去也算是一个完美的解释。在西班牙斗牛中的确有这样的习惯：斗牛士割下牛耳，送给人群中最美的女士作为奖赏。
墨菲却在让·德布肯写给埃米尔·伯纳德的信中发现了蹊跷。
艺术家叙述道，他见到“许多牛，却没有人斗他们。”我对这句话感到好奇，因为这暗示了他见到的是普罗旺斯式或是卡玛格式的斗牛，在这种斗牛中既不会杀死牛，又不会把牛弄残。我翻阅了档案和当地的报纸，它们佐证了在文森特参加的日子里，只进行过普罗旺斯式斗牛。考虑到他从未见过西班牙式斗牛，很难证明他的自残行为是基于这种解释。
梵高割耳，到底是切了耳垂、部分耳朵还是整只耳朵呢？百余年间，众说纷纭。在墨菲看来，这个细节的真相重要到有着有天壤之别。
我们可以把割耳垂解释为一次意外失手——残忍，但或许能被看作是无心之举。而如果他割下的是一整只耳朵，那么很显然这不只是一次意外，而是足以反映梵高的精神状态的。
关于文森特到底把他的耳朵切下了多少的疑问，在他尚在人世时就已经开始了。起先，我并没有想过这种分歧有可能是地域差异造成的。当我开始回想，谁说了什么时，我意识到“耳垂”的说法更多是来自北欧，而“整只耳朵”的说法更多是来自南部。
南法的人喜好夸大其词是出了名的。研究梵高的历史学家马克·埃多·特拉尔鲍特在1969年轻描淡写地叙述，“我们应该把南方人那种夸大其词的习惯考虑进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耳垂，而高更写下他割了耳朵时，也犯了一样的错误。”
然而，我们还是很难反驳第一手资料和目击证人所提供的证据。在事件前后都出现在现场的高更，坚称梵高割下了整只耳朵。唯一的独立报道——阿尔勒当地的报刊——记载了文森特把他的耳朵“递给”了蕾切尔。后来，在那晚被叫去的警察阿尔丰斯·罗伯特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回忆起那个女孩，“当着老板的面……递给我包着一只耳朵的报纸，告诉我这就是那画家给她的礼物。我问了他们几句，想起了包裹，发现那里面有一整只耳朵。”照理说这说法不会错：这位来自一个案发现场的警察，也亲眼看到了耳朵，但这说法写于事件发生三十年之后，记忆未必可靠。
最终，一张重见天日的巴掌大的处方单为这场世纪之争画上句号。这份处方单是由包扎伤口的医生签名的，上面画着梵高耳部绷带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图。
这位医生名叫菲利克斯·雷伊，是1888年12月24日梵高因割耳入院后第一个救治他的人。这张处方单在美国加州一家档案馆里存放着，是关于1934年出版《渴望生活》、第一本梵高传记的作者欧文·斯通的档案。
梵高去世以后，很多追踪梵高故事的人都曾找过雷伊医生，其中就包括欧文·斯通。1930年，他曾向雷伊医生询问是否能为他画一幅文森特伤口的图解。雷伊医生从他的处方单上撕下一页，用一支黑色的钢笔，以医生的方式，迅速画了两幅文森特·梵高耳朵的图解，有受伤前和受伤后的。原来，梵高真的割去了近乎一整只耳朵。
墨菲几经辗转，找到了这张尘封几十年的小纸片，使得人们终于能够理解梵高究竟做了什么。
拿着一把能割开喉咙的长柄剃刀，对着镜子割下身体的一部分，想想这个画面就让人不寒而栗。那些血淋淋的场面 ——身陷危机之中的梵高绝望地扯着布条，拿毛巾试图止住不断流淌的鲜血——顿时变得无比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