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西尔·比顿及其《中国影集》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2020-09-18 09:06:23



     塞西尔·比顿及其《中国影集》  



金小明 | 文图


2007年7月间,为了《藏书》杂志约稿的事情,我与几位朋友一道拜访了居住在金陵迈皋桥一带的卢佶先生。他是民国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圈中的代表人物——卢前(冀野)先生的哲嗣,这些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先人的著述及研究资料。2006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冀野文钞》,其中节选的《柴室小品》部分,就是在他的整理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在卢先生家里,闲谈中,我们得知他藏有一幅他父亲与杨宪益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合影。杨宪益在他的自传(原名《白虎星照命》,中译名《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提到了这幅照片:“一九四四年,著名的英国摄影家塞西尔· 皮登爵士(Sir Cecil Beaton)来到我家。他替我的家人们、朋友们拍了些照片。我如今还保留着他替我和胖诗人卢前拍摄的一张照片,地点是在北碚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并说那是自己“保留下来的那个时期惟一的一张照片”。当年,北碚有两个兄弟文化单位:国立礼乐馆和国立编译馆,主持礼乐馆的卢前与编译馆编纂杨宪益经常在小镇子上见面,读书、饮酒、唱和之余,两人还联手翻译过印度古剧《孔雀女》。


此照堪称影像佳作:卢前持杖端坐石上,杨宪益则侧立一旁,两人时当英年,文质彬彬,踔厉风发;因摄于幽暗之处,洞口柔和的光线洒落下来,既烘托了人物形象,又反衬出深邃洞景,显现出含蓄、静穆、优雅的气度。


复旦大学教授杨宪益先生(左)和诗人卢前先生


听卢先生介绍,这幅见证了两位著名文人交谊的珍贵照片,后来被摄影家收录到1945年英国伦敦巴斯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影集》(Chinese Album)一书。卢先生又说,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墙上还挂过这张照片,而且是摄影家赠给父亲的原版。“文革”期间,这张照片和家里的大量图籍都被他与母亲亲手烧毁了。前些年,他从上海图书馆所藏《中国影集》中复制了这张照片及另一帧他父亲的肖像照。


杨先生虽在自传中介绍了这帧合影,但不知为何,中译本所附载的是经过剪裁的版本:只保留了他一个人的身影,成为“小照”了。是杨先生刻意为之,还是出版社编辑的疏忽,我不敢妄测。不过,当我在卢先生的支持下,将这帧合影连同介绍文字刊发于南京《藏书》(第一卷第二期)杂志后,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杨苡教授(杨宪益胞妹)看到后倒是非常高兴,又欣然将其介绍到《悦读》丛刊(第六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表,以广流布。


英国摄影史家鲁埃尔·戈尔登所编《二十世纪摄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译本,詹凯、连冕译)一书中,将塞西尔·比顿(1904—1980)认定为上个世纪全球摄影界“异常活跃”的“时装及人像摄影家”,并扼要介绍了他的生平,不妨抄示如下:


出生于一个优裕的中产阶级上层家庭,比顿曾在哈罗公学及剑桥大学接受教育(1922—1925)。第一次拍照时尚年少,完全无师自通式地为家人及朋友留下了永久的影像,1925年他拥有了一间生意兴隆的摄影棚。1930年到访纽约,并与康德·纳斯特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且在这十年内只与《时尚》签下了供稿合同。1931年起在好莱坞工作,当他回到伦敦时已是一名官方皇家摄影师。二战期间效力于情报部。1945年重新开始从事时装摄影,此时起开始效仿新现实主义。最终因从事戏剧及电影拍摄而离开《时尚》。1972年被册封为爵士,1974年中风,直至1979年才有所好转,后又曾短暂地从事过摄影。


福建的稻田




重庆,整装待发的消防队员。 


塞西尔·比顿确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他在英国剑桥圣约翰学院学的是艺术史和建筑,那时就对戏剧及舞台设计充满兴趣。作为“时装及人像摄影家”,上世纪30年代就已出道,在五六十年代攀至事业的巅峰。他为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等人拍摄的系列作品,广为人知,不但曾引领时尚潮流,更已成为影像经典;而他为丘吉尔、伊丽莎白女王等要人所造之像,既刻画其非凡气质,又展露其亲和的常人之姿,微妙地平衡了两种似乎迥异的力量。他因音乐剧《美女》和电影《基基》的背景与服装设计载誉一时,更凭后者夺得奥斯卡奖。


成都的茶馆


重庆孤儿


张治中将军


塞西尔·比顿也是记实摄影的大家。战争期间,他受英国情报部的指派,记录了伦敦大轰炸的情景,成为“目击现场的观察者”。他的那幅摄于1940年的《炸弹的受害者》,表现的是一个名叫爱琳·邓恩的四岁女孩,头负重伤,躺在伦敦儿童医院的病床上,劫后余生,眸中交织着惊恐、无助与期待。据说,这幅作品当年曾刊载于《生活》杂志封面,并上了美国红十字会的海报,感染了不少美国民众,赢得了他们对英国时局的极大同情。


加拿大教会医院的儿童收容所


来自云南的中国学者周钟岳先生


复旦大学教授全增嘏先生


塞西尔·比顿的战时东方之旅,涉足中国、印度、埃及等地,后来出版了《中国影集》、《印度影集》、《远东》、《近东》等摄影作品集。


他于1944年以英军情报官的身份,乘坐军用飞机沿着著名的“驼峰航线”进入中国,飞行途中随时可能遭到日本战机的拦截,好在有惊无险。他的中国之行,虽时当抗战胜利前夕,又多周旋在后方地带,但旅途生活仍充满艰辛。不过对一个职业摄影家而言,要拍出好照片,也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在《中国影集》的序言中,塞西尔·比顿以近乎轻快的笔调,回忆起这段日子:


凌晨四点,闹钟总是在这个时辰把我们唤醒。我们从床上纵身而起,穿衣、刮脸、叠被,中式旅社那富有弹性的地板总是咯吱作响。早餐有米饭和茶水,卡车上挤满了登山行李的当口,队伍也聚集起来了。虽是一再迟延,我们终于动身开始了日间漫长的行旅。车子在石块与坑槽间欢快颠簸,在山风中盘旋而过。连着好几周,我们穿越在紧邻战争前线尚未沦陷的中国腹地。种种不安、污糟、沮丧的情状,得到了回报:我获得了数千张照片,它们看似平淡无奇,得来却颇费周章……


中国突击队员


中国女童子军


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吴国桢先生的夫人黄卓群


长江苦力


塞西尔·比顿跑到的地方,主要在中国西南、东南一带,足迹遍及四川(重庆、北碚、自流井)、云南(昆明)、广东、广西(桂林)、福建(建阳)、浙江、江西(宁都、广昌)、湖南(长沙)、山东等省份。他是一个早期崇尚“绘画主义”影像风格的摄影家,东方古国的神秘色彩、农耕社会的舒缓节奏以及黎民百姓的劳作景象,让他充满好奇,透过战争的阴霾,审视并选择用镜头记录和表现这样的画面和人物——


紧挨着深山、悬瀑的偏远地方,玫瑰、柚树、桐树花开缤纷,瀑布仿佛像从层层叠叠的竹海倾流而下的银线。这田园风光对于中国劳动人民正为生存而进行的奋战来说,有些不可思议。他们在土地上抗拒自然的铁律,踩踏着水车从低地汲水;他们弓着身子拔除稻田杂草,或如舞者般地在水田里插秧,大、小腿宛如拳师般肌肉发达。老翁在路边割草背回山间居所,篓子里还有用于甘蔗地的粪肥;老妇则迈着一瘸一拐的小脚用竹帚挥赶鹅群。


如同在英格兰,在中国总能看到道途上这样的景象:羊肠小道上踽踽独行的搬运苦力,他们以常人难及的劲头从事着不折不扣的辛苦劳作,肩挑着硕大无朋的满载油米柴盐的担子;猪子被胡乱地捆绑在货车上运往市集,或为着不使其在途中失去肥膘,索性肩挑二十公里之遥……


塞西尔·比顿从数以千计的照片中选出107幅,编成了这部《中国影集》。我把它们大致分成三类:纯粹的风景照、人物特写以及反映社会世象和日常生活的(新闻记实)快照。


风景之作的数量最少(二十余幅),但都非常精致。扉页背面就是一幅《福建稻田》。影集中风景照的标题还包括:《打谷时节》、《洗衣》、《乡村景象》、《竹》、《河景》、《草垛》、《盐井》、《建阳附近》、《歌乐山稻田》、《桐树花开》、《重庆远景》、《梅江支流》、《宁都乡间池塘》等。这些照片大多取景开阔,层次分明,刻画细腻,反映了后方区域的地质概貌和“风水”特征,虽带着明显的写实风格,但却渲染出一派宁静、安谧的气氛,似乎也反衬出战争的反动。


炸弹的受害者(按:选自鲁埃尔·戈尔登《二十世纪摄影》,中国青年出版社中文版,塞西尔·比顿摄于1940年)


反映社会生活、景观的这部分照片,如果不从摄影艺术的美学角度,而是从图像学以及社会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它们,我们会有不同的收获。因其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又取自摄影家敏锐而独特的记录角度,这些图片看似纷乱,实则有机地展示了历史的横剖面和生动细节,对考察中国政府的战争动员、社会管理及民众日常生活状态,具有着重要的文献与史料价值。有一幅题为《加拿大教会医院的儿童收容所》的照片,给我印象最深。一个男孩躺在病床上,母亲疲乏地倚靠在边上,两个人头手相依。这让我联想起前面提到的那幅著名的《炸弹的受害者》中的女孩,他们虽在不同的国度,但他们的眼睛好像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也是塞西尔·比顿借助他的作品所要表达的企盼和平与生命的声音。


人物照部分,则大多艺术化地表现战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入镜的有军政要人,如张治中、戴季陶、万耀煌等;有文人、学者,如卢前、杨宪益、全增嘏、周钟岳(摄影家在给这位老者留影时,不经意地在他的眼镜中反射出自己的影子)等;有妇女界的代表、社交名流黄卓群;还有不知名的警长、警局职员、消防队员、突击队员、女童子军、戏剧演员、教堂助手、店主、农庄少年,乃至社会底层的更夫、黄包车夫、看门人、苦力、乞丐等小人物。摄影家似乎更擅长表现妇女和儿童。黄卓群的那幅很有意思,她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吴国桢的夫人,时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塞西尔·比顿的设计下,黄身着短袖旗袍,背后是荷花水墨画,尽显东方女性娴静幽雅的明星气质。


摄影家在影集《序言》的最后写下这样一段话:


细细察看这些图景,读者诸君兴许会接受这样的事实:所有的中国人全被戏剧性地赋予了魂灵,这可以从那些最不起眼的闹觉和舞扇的孩子、沐浴在阳光中的鸡毛掸子店家、借取舞者之姿的年轻弓手和猎人、装束齐整的指挥交通的兵卒身上得到佐证。这些大多取景于灰雾笼罩的陪都重庆的快照,不单呈现了反侵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的中国的后方景象,其中更有一些让我们看到亘古未变的中国的精神本质。


塞西尔·比顿在中国游历的时间并不长,但《中国影集》却是他近距离观察中国、体味中国,并试图表现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一份难得的影像文本,不但在当时,即便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也还是弥足珍贵的。


 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六十二辑,作者金小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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