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尔小说的插画
1894年，伊萨克·巴别尔生于敖德萨。他很早慧——他十几岁就有了观察和叙事的敏锐直觉和天赋。1916年，他尊敬的高尔基发表了他早期的故事。从巴别尔后来写的自传性质的故事——他最伟大的篇什来看，他的成长伴随着对病态的犹太人和健康的非犹太人的激情燃烧的幻想。比如，《我第一个鸽舍》和《初恋》描写了1905年的大屠杀。在《初恋》中，小巴别尔看到父亲向威严的哥萨克长官求助。“就在那边，”父亲说，“他们砸坏了我全部心血，长官。”哥萨克长官回答倒很干脆，“我会注意！”结果无动于衷。这个故事呈现了一种矛盾的眼光，即佩服哥萨克人的身体力量，也无情地意识到这种身体对犹太人多么有害。这种眼光浸透了巴别尔《红色骑兵军》中的所有故事中。“像所有的犹太人，我身材短小，体质虚弱，饱受头痛折磨”，在《我的初恋》中青年的叙事者告诉我们。
巴别尔小说的插画
《觉醒》是另一篇后来写的自传性故事，背景在巴别尔童年时代的敖德萨。故事讲述了一个喜剧片段：巴别尔德父亲送年幼的儿子到当地小提琴老师那里，把他当作音乐天才来培养。毕竟，敖德萨诞生了一些著名的小提琴名家。“我的父亲看见自己没有前途，就开始买彩票，把中彩的希望压在小孩子的骨头上。”然而，小巴别尔很不喜欢小提琴——“我的小提琴刮下来的声音像铁屑”——他逃学，与学友跑到港口玩耍。天啦，他不会游泳。“我有恐水症的祖先，那些西班牙的拉比和法兰克福的钱商，把我脱下水底。”但“当地的水神”,《敖德萨新闻》的校对，可怜他，就教他写作。这个校对虽然预言小巴别尔会当作家，但是指责他缺乏自然的感觉。他说，真正的作家必须知道树的名字。表面上，这个喜剧故事写的是巴别尔的父亲发现儿子没有上小提琴课——故事里有咆哮和眼泪，胖阿姨波卡“眼泪横飞，身体直晃”，不准老巴别尔宰了他儿子——但是小说的中心还是紧扣题目“觉醒”。叙事者觉醒过来，进入健康的自然状态，对那种致命的、病态的、传统的犹太人梦想的强制力死心。“我多么迟才学会生命中这些本质的东西！在童年，我天天守着犹太法典，过着圣人的生活，只是到了后来，当我长大一点儿，我才开始爬树”。
巴别尔小说的插画
但是，作家当然总会选者一种“病态”的职业；托马斯·曼知道，巴别尔也知道。只要它配合、姑息、甚至默默渴望滥用所谓健康的权力，写作就可能病了。在《我一个鸽舍》中，一只鸽子当着小巴别尔的面前被弄死。这个故事写于《红色骑兵军》中《我的第一只鹅》之后，或许包含了一种回声。《我的一只鹅》里的叙事者是一个戴眼镜的作家，他被分配到与一群粗俗的哥萨克士兵为伍，但却遭到他们排斥。直到他残忍地杀了一只鹅（“鹅头在我靴子下咔嚓一声碎了”），证明了他的勇气，哥萨克人才接纳他。在被接纳之后，作家读到《真理报》上列宁对他们的最新讲话，那天晚上，他做了好多梦，可他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再次，我注意到反讽的结尾，因为更普遍地指向哥萨克人的“杀生”，甚至指向列宁讲话中的杀生。
巴别尔画像
我在读巴别尔时，立刻能够感受到现代又古老的氛围，我觉得这或许是他真正的新颖之处。巴别尔的作品看似现代，是因为细节被打断，按照不同角度去塑造，以至于总是看起来像作者的风格选择，因此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东西被记忆，有些被过滤。但是他的作品也看似古老，几乎如同寓言一样，因为当人冻结在尖锐、习惯性的活动之中，他们就变成了永恒的东西，变成了景观和气候。
巴别尔与家人
情景剧的生命依靠这种单一性兴盛，但同时，情景剧是单一性的戏剧，因此，巴别尔的艺术也是危险的艺术。巴别尔烂漫的文学雕绘或者如同圣像画一样沉迷于传递强大的本质：兴奋的扎古斯基，哭号的老祖母，乱弹的波卡阿姨，把军刀插进波兰俘虏食道的特隆诺夫，等等。在巴别尔笔下，人物往往是立刻转化为功能，情绪转化为行为。你想看一下文书吗？好，我会让你看到他吃黄瓜，打喷嚏，由于欠睡而蔫头耸脑。想看我的老祖母吗？好，她对着蜡烛抽泣。但在那样一个行为和功能的世界，唯一拥有内向性的人，唯一承载脆弱性的人，唯一具有感性的人，是作者本人——这代表了风格光荣的、终极的、致命的胜利。巴别尔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鼻梁上架着眼睛、心里装满秋天的人。在看书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他少一些戒备，不要囤积他的秋天，多一些慷慨，用他那复杂的斑点多摸几笔他笔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