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在一瞬间，范雨素火了。她的自述《我是范雨素》，看着让人落泪。
文字的最高境界是真情实感，那些所谓的辞藻、技巧等等都是浮云。用生命来写作的人，远胜于那些为了写作而写作，或者为了写作偶尔去体验一下生活的人们。
世间唯有真情最动人，好像有首歌的歌词跟这意思差不多。然而对范雨素来说，她的人生里美妙的歌声很少，而经历的坎坷却很多，正如文中所写的：“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范雨素今年44岁，应该是属牛的。生活中的她，也勤勤恳恳如老黄牛。她念完初一就辍学，在老家湖北襄阳做过小学民办老师。因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她放弃了转正的机会，20岁那年来到北京打工，“看看大世界”。两年后结婚，之后生了两个女儿。后来由于不堪忍受老公酗酒及家暴，她毅然选择了离婚，自己带着两个女儿生活。
范雨素和女儿
在饭馆做服务员，但她形容自己“很笨”，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如今，范雨素在北京做育儿嫂，照顾雇主三个月大的婴儿，每周休息一天，和女儿住在东五环外皮村的出租屋内。
范雨素从六七岁起，就特别喜欢看书。想当文学家的大哥买回的文学杂志，成了她的精神食粮。受范雨素影响，她的大女儿也特别爱看书。范雨素说，陆陆续续给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现在还放在家里。“我们条件很差，没有能力让我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范雨素说，现在她20岁的大女儿已工作，“成了年薪9万的白领”。
事实上，《我是范雨素》并不是范雨素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去年5月，她写大哥的短文《农民大哥》发表，亦获得大量网友点赞。而这次的《我是范雨素》，则是因老家耕地被征用，，身为女儿她很难过，“有那种喷涌的感情”。
于是，她每天下班回到家后，开始了《我是范雨素》的写作。这篇原本近万字的文章，她一笔一画写在稿纸上，只花了5个小时就写完了母亲的部分。
不少网友称赞，范雨素天生就是会写作的人。范雨素对此并不认同。在范雨素的写作史中，对她帮助最大的是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张慧瑜老师和工友们。
2014年秋，一个偶然机会，范雨素得知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此后每周日晚7点，范雨素在文学小组听了整整一年的课。
皮村，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仅15分钟车程。皮村“工友之家”发起人之一的王德志告诉南都记者，2002年，他和朋友发起了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是重点活动之一。
在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负责人付秋云眼中，范雨素不仅书读得特别多，记性也特别好。范雨素对电脑不太熟悉，大多数作品都是写好手稿，由付秋云帮忙打成电子版。
面对《我是范雨素》的突然走红，王德志和付秋云都直言，“完全没想到”。
《我是范雨素》并不是范雨素最喜欢的作品。她最喜欢自己刚刚完成的一篇十万余字的长篇小说，这篇小说被她定义为魔幻纪实，是以家乡为原型的故事。
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中，她把这篇长篇小说命名为《久别重逢》。她说，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
两个出版社找过来出书
问：知道《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在网上火起来吗？
范雨素：24日晚上知道的，有两个出版社晚上打电话找我出书。
问：您当时什么反应？
范雨素：根本没有想到，超出想象力了。我没想到这篇文章会火，我是靠苦力吃饭的，不靠写文章谋生，我连打字都不熟练。像我们这种养孩子的，就想赚点钱，正好正午（微信公众号）给稿费。而且我也没写过多少东西，没有感情我写不出来。
问：《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
范雨素：当时我想写我的母亲，是带着感情写的，因为心疼我的母亲在帮助村子里移民的过程中被拽伤胳膊，一腔感情的写了一篇《母亲》。发给正午的编辑，老师说我写得很好，问我能不能再加点我自己的，就能发了。人家老师都这么说了，还夸奖我，我就加了点自己的东西发了。
希望孩子可以上重点大学
问：听说因为今天想要采访您的人太多，您不得不请了一天假？
范雨素：对，我现在在做小时工，我一开始不想接受采访，我有社交恐惧症，平时都独来独往的。
问：您的两个女儿现在怎么样了？
范雨素：大女儿现在去上海做速记员，自己很独立。小女儿在河北衡水的一个私立学校上初中。
问：为什么会选择衡水的私立学校？
范雨素：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这所学校，就送她去了，这样她可以在河北参加高考。否则她没有学籍不能高考。这（皮村）附近也有很多“黑学校”，但没有学籍，教学特别差，其实就是找个地方把孩子圈起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这样，以后的结果就是去“世界工厂”上班，很苦。
问：您在文章中提到说给孩子买了一千斤的书，您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很注重的？
范雨素：其实我看见她们两个就觉得愧疚，对不起他们，给她们的条件太差了，作为一个母亲很对不起他们，如果条件好，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上重点大学，像别的家的孩子一样。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我觉得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是最重要的。
“但我是个弱者”
问：在《我叫范雨素》里，您说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很强悍的人，您希望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也是这样的人吗？
范雨素：但我是个弱者，以弱者的身份领着我的孩子。
问：您说您会去拥抱乞丐，而您的大女儿下班也会双手将果汁拿给流浪的老奶奶，为什么这么做？女儿也受到您的影响？
范雨素：对，给别人点尊严，别人对我做不到，我尽量对别人做到。我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我能做的就是做好我自己，尽量给我的孩子做好榜样。
问：写作是您的精神寄托吗？
范雨素：对，我没有想过很复杂的事情，比方说买房子，也没有想过养老，所以也没有什么精神负担。
至少还会在北京呆十年
问：您经常参加皮村的文学小组吗？
范雨素：有兴趣参加，老师让我们写作品。我自己也看过很多文学书，而且当时有时间，来了一年，如果没有时间肯定来不了。有老师给我们上课，为了我的古典文学修养，老师还给我找了几本古诗集。而且我手写的稿子，小付（文学小组组长）会帮我打出来，因为我这手，打字速度很慢，打不好，我都是用手写出来。
问：您看的最多的一本书？
范雨素：《沧浪之水》。他们都说是一本官场小说，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官场小说，那个作者一直在反反复复审视自己的灵魂，我也经常会想（这些）。
问：您怎么看待北京这座城市，会在这里一直呆下去吗？
范雨素：我很喜欢北京这个城市，喜欢北京书多，国图和首图都很熟悉，两个月去一次。至少还会在这里呆十年吧，等我的小女儿在北京上完大学。
《我是范雨素》节选
我是范雨素
文 | 范雨素
1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我是湖北襄阳人，12岁那年在老家开始做乡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如果我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就会转成正式教师。
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岁。
来北京以后，过得不顺畅。主要因为我懒散，手脚不利索，笨。别人花半个小时干完的活，我花三个小时也干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饭馆做服务员，我端着盘子上菜，愣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挣点钱只是能让自己饿不死。
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
我回到了老家，告诉母亲，以后我要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了。
2
童年，我和小姐姐俩人脚对脚躺床上看小说。眼睛看累了，就说会儿闲话。我问姐姐：我们看了数不清的名人传记，你最服的名人是哪个？小姐姐说：书上写的名人都看不见，摸不着，我都不服气，我最服的人是我们的小哥哥。
我听了，心里不以为然。是呀，书上的名人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生活中能看见摸着的人，我最服气的是我的母亲。小哥哥无非就是个神童罢了。
我的母亲，叫张先芝，生于1936年7月20日。她在14岁那年，因能说会道，善帮人解决矛盾，被民主选举为妇女主任。从1950年开始干，执政了40年，比萨达姆、卡扎菲这些政坛硬汉子的在位时间都长。不过，这不是我服气母亲的原因。
母亲只有几岁的时候，伪爷（外祖父）把她许配给房子连房子的邻居，就是我的父亲，以后母亲就能帮衬我的舅舅了。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俊秀飘逸的人，可父母亲的关系一点也不好，他们天天吵架。
从我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父亲不说话，身体不好，也干不了体力活。屋里五个娃子，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
我的母亲是生在万恶旧社会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亲取的。母亲给大哥哥起名范云，小哥哥起名范飞。希望两个儿子能成人中龙凤，腾云驾雾。母亲给我们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随意多了。大姐姐叫范桂人，意思是开桂花的时候成人形的。小姐姐是开梅花的时候生的，应该起名叫梅人，但梅人，谐音“霉人”，不吉利。妈妈就给她起名范梅花。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开时生的，妈妈给我取名范菊人。十二岁那年，我看了当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说《烟雨濛濛》，是琼瑶阿姨写的。便自作主张，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
大哥哥从小就有学习自主性，但没有上学的天赋。每天夜里，舍不得睡觉地学习，考了一年，没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大哥哥生气了，说不通过高考跳农门了。大哥哥要当个文学家跳农门。我们家是个很穷的人家，两个姐姐的身体都有残疾，长年累月看病，家里穷得叮叮当当响。可是因为大哥哥要当文学家，当文学家要投资的。大哥哥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钱，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著。没有了粮食，我们全家都吃红薯。幸运的是，妈妈的五个娃子没有一个是饿死鬼托生的，也没有一个娃子抗议吃得太差。
大哥哥又读又写了好几年，没有当成文学家。身上倒添了很浓的文人气息，不修边幅，张口之乎者也。像这样的人，在村里叫做“喝文的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是被人鄙视的。
但是，大哥哥和孔乙己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哥哥有我们英勇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缘故，没有人给大哥哥投来鄙视的目光。
母亲口才很好，张嘴说话就有利口覆家邦的架式。她长期当媒人，在我们襄阳被人喊作“红叶”。母亲当红叶不收一分钱，纯粹是做好事，用现在的词语叫志愿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家家都有好几个娃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像母亲这样的人，是最受欢迎的人才。
大哥哥没当成文学家，没跳出农门，这不是要紧的事。但大哥哥需要结婚，这是大事。像大哥哥这样类型的人，在村里被人叫作文疯子，说不上媳妇。可是我们有厉害的妈妈，她向来能把黑说白，能把大哥哥的缺点说成优点。凭着母亲的凛凛威风，我们这穷得叮当响的人家，给大哥哥找了一个如春天的洋槐花一般朴实的妻子。
结了婚的大哥哥依然迂腐。他对母亲说，村官虽小，也是污吏的一部分，他让母亲别当村官了，丢人现眼。那时候，我虽然年龄小，也觉得大哥哥逗，哪里有每餐啃两个红薯的污吏？
但是，母亲什么也不说，辞掉她做了四十年的村官。
大姐姐生下来五个月，发高烧，得了脑膜炎。当时交通不方便，母亲让跑得快的舅舅抱着大姐姐往四十里外的襄阳城中心医院跑。住上了院，也没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不发烧了，智障了。
据母亲说，是打针药时下得太重了，大姐姐药物中毒了。
大姐姐傻了，可母亲从不放弃。母亲相信自己能改变这个事实，她相信西医，相信中医，相信神医，不放弃每一个渺茫的机会。经常有人来家里报信，说哪个地方，有个人成仙了，灵了。母亲便让父亲领着大姐姐讨神符，求神水喝。讨回来的神符烧成灰，就着神水，喝到大姐姐的肚子里。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母亲从来没放弃过。
小姐姐的小儿麻痹症，一直治到12岁，腿开了刀，才慢慢好转。
母亲生了五个娃子，没有一个省心。
范雨素走红：感谢那些心怀文学的人
文学是有限向着无限的眺望，保留对文学的热爱，也就保留了人文精神时代转译的可能。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一篇题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以这样的句子开头。谁是范雨素？一个大城市中的育儿嫂，一个城中村里的文学爱好者，一个尝过命运的苦酒与甘霖的女人。近日，她的一篇自述，以质朴的表达、真挚的情感，收获了很多人的赞叹和眼泪。
文学是什么？对于范雨素，这或许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诉说，以此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梦想。正如她所说，当育儿嫂很忙，但“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文学可谓“精神欲望的满足”。其实，还有更多普通人，也同样以文学为栖身之所：在湖北乡间的田埂与小院之间，诗人余秀华写下自己浓烈的情感；在广东城镇的厂房与流水线之间，《我的诗篇》记录下劳动者“骨头里的江河”……他们通过文学感受个人状态、反省生活意义、思考社会问题，完成对于自身的疗愈乃至救赎。
诗人余秀华
当今时代，文学似乎有些遥不可及。全民娱乐抹平了个人兴趣，快速消费让功利取代了痴迷，无用之事、无事之人难有容身之地。生活越发同质同构，社会也难免变得扁平。有人说，相比过去，我们身边少了些“奇人”。菜场摆摊的农妇们，张口能进行八音合唱；乡村小学的教师，深研魏晋南北朝史，这样大隐于市的传奇，已经鲜少能见。举目尽是水泥钢铁的丛林，青春消磨在拥挤的地铁，隔成小间的办公桌、高低起伏的股指线，拿起手机看同样的故事、躺在沙发上做同样的梦。
然而，这些“民间语文”的创造者，却未尝不是我们身边的异质之人。写得好或者不好，可能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育儿嫂以自己的文字让我们看到：即便在飞机轰鸣而过的出租房里，也还能找到不同寻常的人、遇到不同寻常的事。她提供的与其说是文学，是真挚带来的感动，不如说是文学印于书本、行于网络之外的鲜活形态，是生命与社会仍然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惊奇。可以说，这些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在以语言为武器对抗存在的荒芜之时，也给予扁平化的时代以深度。
综合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
新媒体编辑：刘英文
品读之后，
愿享同感。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