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深度好文)

来源：IWEEKLY

这些天，“高考”再次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可是“高考改变命运”这个曾经的真理正在经受越来越多的质疑。教育真的能让人实现阶层跃进吗？其实这已经不仅仅关乎中国国情，而是放之世界皆准。

一名从美国“锈带州”的贫穷家庭走出，最终成为耶鲁法学院毕业生的年轻人，J.D.万斯，在2016年写下自传《乡下人的悲歌》轰动世界。在这部“反鸡汤式”的个人奋斗故事中，读者可以看到，社会的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向上流动越来越困难，正在成为全世界的“悲歌”。

“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黯淡——我们当中幸运的那些，可以不用沦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则有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我的家乡小镇仅仅去年就有几十人因此死去。”J.D.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的开场白足够震撼人心。

这名来自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铁锈地带俄亥俄州一座钢铁城市的年轻人，用一部讲述个人奋斗的成长故事，在2016年席卷了整个美国社会。那些金融界、科技界、政界的领军人物似乎第一次惊觉自己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他们关于社会底层危机的认知不再停留于那些抽象的学术文章和数字统计，而是广大蓝领阶层每天都在面对和抗争（或者不抗争）的真实困境。

面对底层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曾经盛行的观点是将其归咎于政府福利制度的欠缺，但万斯却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穷人的问题是他们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我们经常在嘴上说努力工作有多么重要，但却告诉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我们感觉到的不公：奥巴马把煤矿关掉了，或者说所有的工作都被中国人夺走了。这些都是我们为了解决认知不协调而编造的谎言——我们看到的世界与我们宣扬的道理之间的大相径庭。”

从同一种心理机制蔓延开来的那些焦虑、绝望和非理性行为，渗透在无数和万斯的原生家庭相似的白人底层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度的消费、购买大屏幕电视和iPad、给孩子买高档的衣服、花钱买不需要的房屋再抵押还钱，直至破产……“节俭不能满足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假装自己属于上流社会”，这正是万斯所处的充满了真正非理性行为的世界。

但《乡下人的悲歌》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没落的乡下地区如何继续走向更深没落的故事。从一名来自俄亥俄州的乡下人，到耶鲁法学院毕业生，万斯的个人经验似乎在证明，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改变被桎梏的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

只不过，这条“向上流动”之路，着实不轻松——他在耶鲁参加的秋季面试计划，让他第一次见到了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这种准则不但体现在晚宴考究的白苏维翁和霞多丽，或者是“闪闪发亮的水”（气泡水）之中，更在于让他意识到“成功人士玩的是迥然不同的游戏”，那种搭建关系网络、调动社会资源为自己的职场之路添砖加瓦的方式，是一个乡下来的穷学生从未想到过的。正是这些让他大开眼界的新生活经历，终于坐实了他当下的真实身份：文化移民。面对精英阶层与底层人士所拥有的天差地别的生活方式，除了感叹只有感叹。

这个个人身份的艰难迁徙过程，早早在统计学概率上就注定了两者不同的命运轨迹。圣路易斯联邦储蓄银行在去年初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出生于美国收入分配最末端（家庭年收入水平位于全美倒数5%）的家庭的孩子，最终能够进入收入分配最高层（前5%）的概率是7.5%。这个数据在英国是9%，在丹麦是11.7%，在加拿大则是13.5%。即便是在概率上比美国人多了一倍的加拿大，这个数据也并不乐观。琳琅满目的励志鸡汤和成功学教案曾试图劝服人们，只要足够努力，你就能摇身一变成为“金凤凰”。可不容置疑的统计数据和万斯的“反鸡汤式”自传，以及那些被我们选择性忽视的身边大量真实案例，更加不留情面地告诉我们：机会不均等与输在起跑线，才是全世界的阶层流动过程中需要直面的不争事实。

放眼今天的中国社会，“高考能否真的改变命运”“寒门难出贵子”的质疑声早已此起彼伏，阶层固化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通用的社会学名词。即便是举全家之力的教育投入，在一户底层家庭、中产阶层家庭和顶层家庭之间的差距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

那些在偏远山区勤勉就读的穷人家孩子，耗尽力气也不过是考上一所“还可以”的一本大学，这是因为国内多数优秀高校的资源早已被那些有余力发展课外兴趣的中产阶层孩子占领，而富人家的孩子更是早早退出了国内的高校竞争，在国外的校园文化中铺就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他们站在同一个社会竞争环境中（甚至根本无法站在一起竞争），他们手中的物质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已是天壤之别。

前两年引发全民收视热潮的《欢乐颂》，以及不久前的《北京女子图鉴》，大概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这个阶层固化日趋严重的社会里要想实现向上流动有多么困难。樊胜美顶着那个让人痛心的原生家庭的重负，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外企资深人力资源，但外表的光鲜背后是日常生活的诸多不顺心：和另外两个女孩共同蜗居在一个高档公寓楼的出租屋内；每月给老家寄去大量生活费；为了能在大城市里钓到“金龟婿”而流连于男权当道的酒桌之间……

至于《北京女子图鉴》中的陈可则似乎招来了更多观众的非议——一个只是仗着自己的性别和姿色在男人堆里打滚的女主角形象，实在与主流价值观取向不符。人们推崇原剧《东京女子图鉴》里的那种励志叙事：来自小县城的女孩在地方大学毕业后，到东京从最底层工作做起，凭着踏踏实实的勤奋和间或从天而降的好运，一步步踏上光鲜亮丽的人生之路。

这符合了人们对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幻想，符合了某种古老的“神话”或“鸡汤”：只要你足够努力，就会足够优秀。对于那些沦落到出卖姿色的女性，或者依然徘徊在底层的人，人们会说，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但这或许也只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今天，中国的大城市聚集了足够多的中产阶层，或者新兴中产阶层，以至于人们几乎遗忘了那些拥有更为广大的面积和基数的小城市。那些挤破脑袋想要到北上广寻求发展空间的“县城年轻人”，不少人的最终宿命也许只是外卖员、快递员、服务员，在过了一定年纪之后再将自己的梦想寄望在下一代身上——而他们或许也知道，以自己所能创造的条件，在这个阶层固化的时代里，儿孙辈也很难实现这些古老的梦想。

然而，无论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加拿大人，即便明知现实的残忍，所有人却都还抱有着向上流动的幻想，所有人都还做着年轻而酣长的美梦。可是这个梦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却是一个十足的噩梦。阶层流动还没来得及实现，但城市之间的“向上流动”却已经彰显了足够的经济学危机。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则显示，城市的发展在逐年陷入“赢者通吃”的循环：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美最大的53座城市（超过100万）贡献了93.3%的全美增长。

从2010年至2016年，这些城市的经济产出占全美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二，就业增长占全美就业增长的73%。与之相反，从2010年至2016年，在25万以下的美国小城市对全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6.5%，意味着这些小城市的经济过去几年来基本没有增长，甚至是。所有人都想在大城市筑梦，但总有人要留守故里，于是那些衰老而破败的小城小乡，只能酝酿出新的乡下人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