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史哲》2003年第4期 作者:魏屹东
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metaphysics)概念通常有三种含义:一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名称,意思是“物理学之后”,指“有形物”背后隐藏的规律和原理,它描述“存在本身”的本性以及事物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依照《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国学者将其译为“形而上学”;二是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超经验的本体论,即超越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范围,研究关于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知识和学说。卡尔纳普把这种形而上学称为“直觉形而上学”,意指“一种不是理性的而是纯粹直觉的过程的结果。”[1]科学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指第三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西方科学哲学在整个20世纪的演进中,就其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特点而言,经历了一个“拒斥形而上学→肯定形而上学→内化形而上学→回归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深刻地表明:形而上学在科学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不论科学哲学家们如何看待形而上学,只要还有哲学,就少不了形而上学;只要还有科学,就摆脱不了形而上学。
一 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
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把形而上学当作无意义的抽象思辨来反对,早在休谟那里已经开始了。休谟反对经院哲学或神学这种形而上学脱离经验事实的抽象空谈、诡辩和幻想,因为它们既不包含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也不包含关于实在事实的任何经验推论。孔德的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的观点,把知识局限于对经验事实和现象的描述,把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世界内在的必然联系当作形而上学问题来反对,因为他认为人的理性能力不能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尽管它们有意义。逻辑经验主义从语言分析、逻辑分析和经验主义相结合的角度看待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它们既不能用经验证实,也不能用经验证伪。也就是说逻辑经验主义以其“经验证实”的意义标准判定了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在逻辑经验主义看来,一个陈述或命题,只有它可以被观察语句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检验时,才能做出一个关于世界的论断。一个科学上的假说,只有被经验确证时,才能成为理论。而形而上学命题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人们不能从经验上做出任何断定,不能够用经验事实检验其表述的内容,也不能把它转化为观察语句。
维也纳学派的创立人石里克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他在《哲学的转变》一文中认为,“过去时代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用陈述来表达,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与体验毫无关系。”[2]在他看来,人们总是把形而上学理论说成是关于“真实存在”的学说,这实际上是把世界分为可直接感知的“现象世界”和自以为超越存在的“本质世界”或“超越的实在”。由于把世界分为两个,这便引起了认识论上的对立。“现象世界”是可直接认识的,而“本质世界”只是哲学家从现象中推出来的。他认为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经验世界,也称“给与”的世界,这个世界背后并不存在什么“超越的实在”。他明确指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必须固守在给与的范围内,超出这个给与的范围,如同形而上学家所做的那样,是不可能的,或者无意义的。”[3]显然,石里克把哲学和科学加以区分,他认为科学是关于真的经验命题体系,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而哲学是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体系,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
卡尔纳普更具有反形而上学的倾向。他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认为,形而上学由于“忽略了在不同的逻辑类型中概念的区别”[4]常常违反逻辑。他区分了“经验的实在”问题和“形而上学”的实在问题,并认为前者是科学问题,后者是伪问题。伪问题不能用逻辑构造术语来论述,所以与科学没有关系。显然,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持排斥的态度。在1932年发表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取消形而上学》一文更能体现他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意义标准”和“可证实性原则”统一起来,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句子是真是假可以由经验加以确证,而一个句子有无意义,则要看是否违反了语言的逻辑句法规则;只要不违反逻辑句法规则的句子,才有可能判定其真假,而违反逻辑句法规则的句子,是不能判定真假的。这样,逻辑句法规则就成为判定句子真假的前提条件。
可以看出,卡尔纳普反形而上学的理由是:其一、在逻辑句法结构正确的形而上学陈述中出现无意义的词,即不能指出它们经验特征的词,譬如在“X是个神”这个逻辑句法结构正确的句子中,“神”这个词,它可以什么都是,什么也都不是;它虽然可以指与物质性东西相联系的东西如神像、狐狸精,似乎是可以用经验证实的,但它们是人设想和臆造东西的物质化,并非实际存在的东西。在形而上学里,“神”是脱离了物质性的东西,即超经验的东西,如牛顿的“神的第一推动力”,由于“神”是万能的,它可以施以推动力,也可以不施以推动力。其二、有意义的词违反逻辑句法规则,譬如“我思故我在”,尽管在句法上是正确的,但在逻辑上却是虚假的、矛盾的,因为谁知道“我在思”,谁知道“我在”需要确证,它不断言任何东西,既不表现真命题,也不表现假命题,人们无法描述证实它的方法。
不过,卡尔纳普反形而上学与石里克有所不同。首先,石里克把形而上学的无意义仅仅归结为超越经验和现象范围之外不能为人所认识。卡尔纳普除此之外还认为形而上学的弊端在于概念的混乱和模糊,并用逻辑方法证明了形而上学问题是无意义的伪句子,不仅无用,而且无认识内容,它们虽然有陈述句的语法形式,也似乎作了判断,但它们没有任何断言,既不真也不假,必须完全排斥。其次,石里克等虽然反形而上学但并不反实在论,认为实在论是科学研究必要的前提,但卡尔纳普认为科学只是采取实在论的语言形式,而不具有实在论的内容,实在论对科学没有作用,实在概念不属于科学,而属于形而上学。
卡尔纳普反实在论的立场是他反形而上学的必然结果。再次,受塔斯基影响,卡尔纳普后来转向语义学研究,认为只对科学进行逻辑的语法分析是不够的,还应进行语义分析,这样才能使科学命题的意义更加清楚,语言分析方法也更加全面,反形而上学也能更彻底。他运用语义分析反形而上学时,区分了语言框架之内与语言框架之外的问题,即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内部问题是不超出语言框架的问题,它不涉及这种语言框架本身的真实性问题;外部问题是关于这种语言框架本身的问题[5]。如果选择了语言系统如汉语,那么“房间有张桌子”是内部问题,而“事物存在吗”则是外部问题。外部问题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卡尔纳普比石里克更具有反形而上学的倾向。
必须指出的是:逻辑经验主义反形而上学的主张对于科学和哲学摆脱思辨的唯心主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所坚持的绝对经验主义立场和采取的纯粹逻辑分析方法是片面的,它们用来反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原则——经验证实和分析、综合命题的绝对区分也遭到了其后其他流派的批判。这必然导致它反形而上学纲领遭到失败。
二 证伪主义:肯定形而上学
在对待形而上学问题上,波普是从科学知识增长的角度来看待形而上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他认为许多重大的科学理论是由形而上学理论成长、转化而来的,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幼年。譬如,现代原子分子论是由古代原子论发展而来的,现代化学是由炼金术发展而来的。与逻辑经验主义完全拒斥形而上学的态度不同,波普认为形而上学对于科学认识是有意义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科学理论。他虽然把形而上学划到非科学的一边,但他不同意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科学家在科学探索中必须有形而上学的观点作为方法论的指导,如果没有任何纯粹思辨的、甚至有时是十分朦胧的形而上学的信仰,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那种把形而上学完全描绘成毫无意义的废话的观点是短视是和浅薄的。波普认为,虽然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并没有科学根据和认识论上的依据,但它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假设。正是这种看待形而上学的立场,使得波普在后期把批评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的研究重心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扩展到本体论,提出了“突现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理论。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
另一位证伪主义者沃金斯(John Watkins)对形而上学在科学中的作用作了更充分的论证,并探讨了科学中的形而上学成分,认为科学上的重大进展都包含着本体论的根本变化。他从批判分析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人手,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块无人问津的命题,这就是形而上学命题。他把这种形而上学命题叫做“全和某(all and some)”陈述,也形象地称为“闹鬼的宇宙”(haunted-universe)学说,这种陈述或学说的特点是可以确证但不可反驳,在科学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譬如,“某家宅闹鬼”这一陈述,一方面,由于这一现象往往是不可见的,去找“鬼”的人没有看到什么奇异现象但并不反驳;另一方面,此人可能产生毛骨悚然的感觉,并由此形成了一种错觉如听到了怪异的声音或看到了一个移动的影子,就确证了这一陈述,尽管没有证实。沃金斯认为这类“鬼宅”学说有以下几个特点:(1)“鬼宅”被特殊看待,具有一种秘密的“存在”;(2)这种秘密的“存在”是一种信念,它可为毛骨悚然的感觉确证,虽然不是定论,也不可反驳;(3)依靠这种信念支持来说明“鬼宅”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因此,这种信念是一种起调节作用的方法论原则;(4)这种信念会影响持相同信念人的实践观点,如建议别人不要一个人进“鬼宅”。可以看出,这种“全和某”的陈述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
这种“全和某”的形而上学陈述如何在科学中起作用呢?沃金斯把陈述分为四类:(1)局限存在陈述,即把某种容易鉴定的物体定位于某个容易探查的区域内,它既可证伪又可证实;(2)全称科学陈述,可证伪但不可证实;(3)纯粹存在陈述,不可证伪但可证实;(4)“全和某”陈述,既不可证伪也不可证实。(1)和(2)属于科学陈述,(3)和(4)属于形而上学陈述。形而上学陈述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变成科学陈述。譬如,可以通过限定(3)适用的范围把(3)变成(1);通过规定(4)的变项之间的关系,使这种关系成为可检验的,从而把(4)变成(2)。所以,(3)是(1)的弱的推出,(4)是(2)的弱的推出。尽管(4)和(3)都是形而上学陈述,因为它们都不可证伪,但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把它们转化成科学的、有意义的陈述。沃金斯认为决定论、机械论、先验的守恒说、自然有序性、场观点都是“全和某”学说,它们对科学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譬如,法拉第就认为他的场论就是反机械论的一种科学之外的思辨,为新理论的建立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这些科学外的形而上学学说如何对科学理论的形成起调节作用呢?沃金斯认为这些形而上学学说实际是事实的描述为伪装的方法论规定。虽然它们似乎告诉科学家在那里有某种东西,实际上是告诉他们去寻找这种东西。它们是战斗命令,不是战场的素描。决定论就是不要放弃寻找自然规律的方法论规定;机械论等于要科学家不要去设想有什么超距作用的神秘力。他反对逻辑经验主义把所有非经验的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的观点,因为如果形而上学问题仅仅是语言的混乱的产物,一个形而上学胚胎演化为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就难以解释了。形而上学是科学假说的先驱,许多科学理论源于形而上学。它们所表达的是看待世界和提示探索世界的方式。它们并不与科学理论相抗衡,而是提示未来的科学理论的轮廓。
当一个科学外的形而上学陈述与一个科学理论在逻辑上不一致时,就会激起人们对后者的理性批判,导致科学内部的变化。譬如莱布尼兹对连续性原理的批判,产生了微分学;笛卡尔对运动规则和牛顿微粒说的批判,产生了波动说;马赫对牛顿力学中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批判,产生了相对论,等等。
沃金斯认为科学内部也存在形而上学。因为许多科学理论就是建立在有待检验的假定的基础上的,由于这些假定本身还无法检验,它们是靠信念支持的,所以这些假定、信念就是形而上学。譬如,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间和空间、超距作用、刚体和质点的存在等;牛顿也认为所有物体的最小粒子具有广延性、刚性、运动性和惯性,物体的这些特性与古代原子论相似。这些形而上学的假定构成牛顿力学的哲学基础。它们像拉卡托斯所说的“硬核”,一样,在科学理论中起持续的作用。如果缺少了这些形而上学的成分,牛顿力学是不可设想的。
三 历史主义:内化形而上学
历史主义不仅肯定形而上学,而且把形而上学内化到科学之中,十分重视并强调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信念在科学探索中的作用。它们根据科学史的研究成果,得出与逻辑经验主义相反的结论:不是观察术语决定理论术语的意义,而是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本体论支配。图尔密的“自然秩序理想”、库恩的“范式”、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劳丹的“研究传统”、瓦托夫斯基的“模型”都是内化了某种形而上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信念和原则,为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的具体理论研究和实验提供什么可以做和怎样做的指导方针。也就是说,科学总是以某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信念作为背景而发展的。形而上学不但不是科学的异己力量,相反作为科学的背景信念,它内化于科学理论之中,成为科学在建构具体理论中具有启发指导作用的重要因素。
图尔密(S·E·Toulmin)在《大英百科全书》的“科学哲学”条目中明明白白地肯定了形而上学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他认为科学的中心目的是探求“理解”,是一种意图在于不仅使自然过程可预言而且可理解的探索,通过正确“理解”来合理地解释世界。他追求一种他称之为“自然秩序理想”的科学解释模式。这种“自然秩序理想”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在图尔密看来,理论中总是包含某种“自然秩序理想”。当科学家面对自然现象时,总是试图以某种“自然秩序理想”进行解释,这样,“自然秩序理想”实际上就是一些标准,依据这些标准,科学家知道自然界的哪些事件是自然的、合理的、规则的,因而是无需解释的,哪些事件是不自然的、不规则的,因而是需要解释的。图尔密特别强调“自然秩序理想”作为解释模式和标准的意义。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自然秩序理想”是作用力和阻力平衡产生的稳定运动;牛顿的“自然秩序理想”是“牛顿第一定律”;哥白尼的“自然秩序理想”稳定的圆周运动。这些“自然秩序理想”在科学理论中起标准和范式的作用,是科学理论的核心。图尔密的“自然秩序理想”概念为库恩提出范式理论做了准备。
库恩的“范式”虽然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但概括库恩对“范式”的种种描述,范式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模型,其“硬核”部分是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世界观、方法论、信仰和价值标准。他特别强调“范式”所提供的观念和精神工具的作用,因为“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体现一种世界观和信仰,是推动科学活动的精神动力。科学史上许多“范式”,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道尔顿的原子论、拉瓦锡的氧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无不表现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库恩的话讲,就是包含着“形而上学模型”。在库恩看来,某一范式的胜利,首先是一种哲学世界观的胜利。哲学世界观是科学“范式”的先驱。科学史上许多科学理论创立之前,人们很早就依据哲学思维作为一种潜在“范式”提了出来。譬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就是现代科学原子论的潜在“范式”,19世纪由迈尔、焦尔、赫姆霍茨等提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之前,在他们的先驱那里,“一个关于奠基性的形而上学力不灭的观念,看来先于科学研究而存在”[6]。
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由“硬核”、“保护带”和启示法构成,其中的“硬核”指科学理论中最基本、核心的东西,主要是基础假定和基本原理。这些基础假定和基本原理包括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硬核”是不容反驳的,就像形而上学问题不能证伪一样。 “硬核” 一旦被动摇,整个研究纲领就会动摇。比如,地心说是托勒密天文学的“硬核”,它被日心说取代后,该理论也就被证伪了。
劳丹的“研究传统”是一组有关某个研究领域的实体和过程的信念,一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准则,即关于怎样对这些领域进行研究,怎样检验理论,怎样收集资料等的准则。一句话,研究传统是“有关该研究领域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的一套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信念。”[7]劳丹认为,所有研究传统都表现出一些形而上学的信念,这些形而上学信念作为一个整体,使研究传统特殊化,并使之区别于其他研究传统。譬如19世纪初,卡诺热机理论中的形而上学的信念是认为有“热素”的东西存在,“热素”像流体一样运动,这使得他把输入和输出的蒸汽温度差比作水落差,从而得出热机理论。这与关于燃烧的燃素说假定存在“燃素”实体一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再如关于光运动本质的波动理论属于笛卡尔研究传统,该理论首先假定存在着一种“以太”的东西,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光传播所必不可少的介质,就像声音传播靠空气一样。这些研究传统都依赖于有待证明的形而上学基本假定,而且不少假定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假定的实体并不存在,上述例子中的“热素”、“燃素”和“以太”都不存在,但它们作为形而上学信念对科学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
另一位历史主义者瓦托夫斯基对形而上学在科学中的作用作了更为深刻的论述。瓦托夫斯基反对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态度,充分肯定形而上学对科学的意义和作用。他指出:“不管是古典形式的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理解,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8]他把形而上学定义为“表述和分析各种概念,对存在的原理及存在物的起源和结构进行批判性、系统性探究的事业。”[9]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基础性的假定是: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为其他任一事物所共有的特征。因此,存在着理解事物的普遍原则,它构成哲学的首要的批判和反思的最基本的主题。形而上学承担了科学理论中的基本假定,是概念框架的设定者,观念的起源地。譬如早期的“无在不能生有”、“无事不有因”和“自然界的齐一性和简单性”等观念的真理性虽然在科学上很难加以检验,但都是对科学起调节、启发作用的观念。它们形成了科学家的基本世界观,构成科学家关于世界本性的信念。
瓦托夫斯基1965年在《对科学起启发作用的形而上学》一文中,把科学哲学家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分成四类:1、形而上学术语没有任何启发价值,对科学也是无用的;2、形而上学术语有启发价值,但这种价值在科学领域之外;3、形而上学术语在科学领域内有启发价值,但与有依据的科学术语有区别,它具有做出本体论主张的“过量内容”,一旦这种主张被赋予科学术语,则科学术语就变成了形而上学术语;4、形而上学术语与科学术语在它们的含义上都是形而上学,它们都起启发作用,都具有本体论的主张。他认为,形而上学提供概念模型的最一般的图式,科学若是缺少了这些基本图式,就不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他还进一步把形而上学分为四类:1、结构的形而上学,描述存在物的结构以及其他事物联系的方式;2、演化的形而上学,描述存在物的起源、形成方式与原因;3、本体论形而上学,描述存在物为何物存在;4、描述的形而上学,对某一共同体具有的信仰或意念的语言刻画。可以看出,瓦托夫斯基是从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出发,强调形而上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的。
四 科学实在论:回归形而上学
科学实在论作为西方科学哲学思潮中最有前途的一支哲学运动,它不仅肯定形而上学,吸纳形而上学,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
普特南的趋同实在论认为:成熟科学中的名词典型地有所指称;成熟科学中的理论定律典型地近似真理;前后相继的理论应当有共同的指称。这三种观点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断言,因为:第一,有些名词有指称,有些名词没有指称,有些名词的指称难以确定或根本就不能确定,不能确定而认为存在指称就是一种形而上学断言;第二,理论定理所描述的现象不一定真实反映了客观实在对象的本质,认为能够反映或近似反映真理也是形而上学断言,而且还预设了真理的存在;第三,前后相继的理论不一定有共同的指称,如孟德尔遗传学中的“基因”一定与现代遗传学中的“基因”是同一个东西?断言前后相继的理论有共同指称缺乏根据,而缺乏根据的断言其实也是一种形而上学信念。可以看出,普特南把形而上学内化到自己的实在论之中。夏佩尔在这些问题上保持中立态度。他既反对经验绝对主义,又反对真理预设主义,相信客观世界存在,为在科学中保留真理概念辩护。他把科学实在论看作是科学的内在成分,是被科学内在化的一个信息群。他认为实在论观点是信念,不是预设。这与形而上学作为信念是一致的。
本格(Mario Bunge)的科学实在论以精确性而闻名。他认为精确性是连接科学和形而上学哲学的一条纽带。在他看来,科学是局部的本体论,而本体论是总体的科学,对于科学的本体论,它与科学观相互渗透。他指出;“好的形而上学与深刻的科学之间没有鸿沟:每一种广泛的科学性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形而上学的,而每一种带有科学成果并作了概括的本体论理论,或者在公理化科学理论背景上出现的,都可以称作科学。”[10]本格以逻辑的方式把本体论精确化,把逻辑作为本体论的一部分,就像莱布尼兹把数学作为本体论的一部分一样。他认为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延伸,形而上学的范畴和假定与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应当是一致的。基于这种想法,他提出了科学的本体论系统的构想。本体论系统是一种假设——演绎系统,由公设、定义、定理、引论等构成,并分别组成不同的层次,比如,本格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就是一部典型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科学研究必须有本体论原则,而本体论应当通过科学去看世界。在这里,本格回到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
科学实在论不管有多少种形式,它们的共同点不外有二:一是对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承诺,即承认研究对象独立于科学家的活动起作用。这是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二是相信科学理论的中心概念典型地有所指称,即认为中心概念真实描述了客观实体。这是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反实在论针对这两个观点指出:其一,经验之外无实在可言;其二,科学理论的中心概念并无所指称,它们是科学家的主观规定。第一点并不是科学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因为科学研究必须以客观世界的存在为前提,否则,一切科学研究都是多余的,难怪卡尔纳普说,“实在概念(就其独立于认识着的意识的意义而言)不属于(理性的)科学,而属于形而上学。”[11]第二点才是科学实在论的核心问题,即理论中心概念的指称问题。关于这一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还在继续,谁是谁非,难以定论。
如果说科学实在论是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那么,反实在论就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因为研究对象的独立性问题和中心概念的指称问题都是一种信念,同样需要进一步检验和确证。譬如,科学上常常想当然存在的东西,其实不一定存在。特别是在微观领域,当科学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可观察时,包括借助仪器也不可观察时,理论所描述的实体真的存在吗?比如夸克,科学家苦苦寻找了数十年,仍不见其形踪,于是科学家就设想夸克被“囚禁”。是被“囚禁”还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也是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争论的焦点。但无论如何,科学实在论已经把形而上学内化于自己的理论中,将形而上学本体论同科学的认识论结合起来,它们明白完全排除形而上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随着科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经验的特点,相信科学与形而上学会结合地更加紧密。
【参考文献】
[1] 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329页。
[2]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第9-10页。
[3]《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第264页。
[4]《卡尔纳普的哲学》,《自传》,第44页。
[5] 卡尔纳普:《经验论,语义学与本体论》,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第83-84页。
[6]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页。
[7]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1977年,英文版,第80页。
[8] [9]舒炜光,邱仁宗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4页。
[10] 本格:《基础哲学论》第3卷,第24页。
[11] 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314页。
[12]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5.
[13] Karl R.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Hutchinson,1959.
[14] Karl R.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evolutionay approa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2.
[15] J.Watkins. Confirmable and influential metaphysics.Mind,67,1958,344—365.
[16] J.Watkins. Metaphysic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75,26,91—121.
[17] J.Watkins.Minimal presuppositions and Maximal metaphysics.Mind,1978,195—209.
[18] S.Toulmin.Conceptual revolutions in science.R.Cohen and M.Wartofsky(Ed.) in Memory of N.R.Hanson.1967,D.Reidel.
[19]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第23页。
[20] 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 .New Dehli:Ambika Publications,1987.
[21] Marx Wartofsky. Models---Represent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XLVⅢ,dordrecht:Reidel,1979.
[22] H.Putnam.Three kinds of scientific realism.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July,1982.
[23] M.Bunge(ed).Exact philosophy.D.Reidel,Dordrecht,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