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8期 作者：摩尔文 陈常燊译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在40分钟的时间内，我只能呈现一些具有高度独特性的东西。但是我不能仅仅满足于此。我将用一种随意的私人格调讲话。因此，在讨论暑期学院创立20年以来我所觉察的西方哲学的各种变化的同时，我会以一两种批评的视角，在一种自传性的语境中展开我的讨论。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见证了英语世界哲学的一个时代的远去。我完全有信心作出这个断言。但我全然缺乏信心以最好的方式去描述这个时代，甚至比描述一个新的时代是什么样子还缺乏信心。至少对我来说，当下是一个混杂着兴奋和理解的时代，也是一个怀旧的时代。不管怎样，我可以确定，一些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最近已经远去了。
我想到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最近逝去的许多哲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这个学科有过巨大的影响。下面是近20年来去世的哲学家名单（以去世的时间先后为序）：
A.J.艾耶尔，逝于1989年（艾耶尔曾是暑期学院的名誉主席）；内尔逊·古德曼，逝于1998年；W.V.蒯因，逝于2000年；伊丽莎白·安斯康姆，逝于2001年；大卫·刘易斯，逝于2001年；罗伯特·诺齐克，逝于2002年；约翰·罗尔斯，逝于2002年；R.M.黑尔，逝于2002年；伯纳德·威廉姆斯，逝于2003年（威廉姆斯曾是暑期学院的赞助者）；唐纳德·戴维森，逝于2003年；，逝于2004年；P.F.斯特劳森，逝于2006年（斯特劳森和艾耶尔一样，曾是暑期学院的名誉主席）；迈克尔·弗雷德，逝于2007年；理查德·罗蒂，逝于2007年。
假如名单中的每一位人物都为20世纪的哲学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那就真的会让人感觉到这个学科在最近被耗空了。此外，我不得不以一种我希望不太残忍的方式，去考虑英语世界里那些同样伟大的哲学家，尽管他们仍然活着，却已垂垂老矣，或许不再能直接为他们的学科作出更多的贡献了。
但是，这种现象比我今天所揭示的扩展得更远。 —— 这意味着，。但是在通常称作的“大陆的”传统里，也有重要的损失。例如，如果我们只考虑到法语世界，那么必定会注意到吉勒斯·德勒兹和伊曼努尔·列维纳斯都在1995年逝世；2004年，雅克·德里达去世；2005年，保罗·利科去世。这些人和前面那个名单中的14位哲学家，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奠定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实践的基调，确定了许多得到讨论的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了许多得到讨论的问题。他们的名声和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哲学的学术圈；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超出了学术界，进入了公共生活。之所以无法直接排列出一个与他们处于同等地位的后继者，就在于他们的影响难以估量。这可能部分地由于，能使某人成为重要人物的许多因素并不是很清楚；也可能部分地由于，如今的专业人数比以往更多，其结果则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哲学活动有了大量增加，因而使得个人很难提出某些独特的东西，更不用说是一些独特而重要的东西了。仅仅有一部分人在这些方面还能说得过去。肯定无法做到的一件事则是，如今的哲学家们在参与公共生活上达到与他们同样的水平。后面我要谈谈至少是对此的部分解释。
让我们回到英语世界与非英语世界的区分上来。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个区分跟所谓“分析的”传统与所谓“大陆的”传统的区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所作的区分就是这后一个。这的确是一种制度化的说法。英语世界里任何一个较大的哲学系，都会有一个或更多的大陆哲学方面的专家。然而，这是一种非常无聊的区分，是被拙劣地划分出来的。就像伯纳德·威廉姆斯多次提到的那样，它包括了一种奇怪的交叉分类：“分析的”描述的是一种哲学风格；“大陆的”描述的是一个地理区域（当然是指除去不列颠诸岛的欧洲大陆）。以威廉姆斯自己诙谐的类比来说，这就像把汽车划分为前轮驱动的汽车与日本生产的汽车一样。（Williams,1996,p.25）这或许是非常恰当的，即如果这种交叉分类法实际上是正确的，那就是说这两个标签实际上恰当地确认了理所当然地区分出来的两种不同传统。但是，正如威廉姆斯提到的，它们并不如此。可以有根据地看作分析传统中两位伟大的人物（有人或许会说只有这两位最伟大），是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而他们两人直接就是“大陆的”，并且他们两人至少主要用他们的母语德语写作。
我肯定不会否认有某些东西值得被叫作“分析的”传统。我想把它完全搞清楚。无疑存在这样一个传统 —— 尽管我一点也不确定如何最恰当地描述它们。我的确怀疑是否存在任何一种描述它的中性方式。我怀疑，任何人提出的一种描述，都反映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具体立场，而分析传统的其他人将会反对这一立场。因此，例如，迈克尔·达米特长期认为，分析哲学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种承诺，即认为语言哲学是其他哲学的基础。这反过来派生出两个其他的承诺：第一，哲学本身在根本上就是对思想的分析；第二，对思想的分析在根本上就是对思想由之得以表达的方式的分析，也就是对语言的分析。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分析哲学的一个明显特征却表现在这样一个方面，即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准备承担的那个基础角色，不是语言哲学，而是心灵哲学。还值得注意的是，按达米特的描述，比如德里达这样一个哲学家，也许算得上，或许确实乐意算作一个分析哲学家。
因而，并没有一种直接了当的东西能描述哲学中的分析传统。但是，再说一遍，我不是否认确实存在这么一个东西。况且，我也乐意把自己算作它的一部分。我要极力否认的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存在一个能够作为分析传统补充物的“单个”传统；还要更极力否认的是，存在一个“对立”于分析传统的传统。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观点，即认为存在一个传统作为分析哲学的补充物。作为一个方便的简称，我不介意谈到“大陆传统”。尽管“大陆哲学”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标签，但这种标签必须极其小心谨慎地使用。比如现象学是一回事，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德勒兹在20世纪的主要渊源是柏格森，而不是胡塞尔）。再说，存在主义是一回事，大陆女性主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选择这些例子并非想指出，这些运动都是彼此隔绝的，也不认为它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铁板一块（它们中的一些，尤其是女性主义，如今确实在重要的方面与分析传统相互重叠）。我的观点只是：如果有人要从20世纪西方哲学中去掉分析哲学，看看还剩下什么，那么他不会看到任何东西像他去掉的东西那样形式一律或紧密一致。
关于第一种观点，即认为存在一种作为分析哲学补充物的单个传统的观点，我就说这么多。现在我们谈谈第二个观点，即认为存在分析哲学的某个对立面。我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有人与分析哲学家们说话，那么现在会比20年前更没有必要再说到这个对立面了。这种障碍已经开始崩溃了。在分析哲学内部，对其他领域的哲学活动，现在有着比那时更多的注意。分析哲学家越来越注意到，他们的工作并不与单个的哲学风格、路数或方法论相反，而是与哲学风格、路数和方法论的整个范围相对立。这就意味着，存在两个对立“阵营”的意义越来越弱，它们多少都是由于冲突而相互封闭，或者是出现在对对方蓄意和轻蔑的疏忽中。分析哲学家中有一种对自己从事哲学的方式及其各种变数的高度的自我意识。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很健康的，并且完全值得赞赏。就其最好的而言，这种自我意识与哲学史上就其最好的而言值得提到的自我意识是连成一体的。人们意识到了有各种声音，但他们在参与自己的辩论时无法听到这些声音，因而就会讨论什么样的假设使他们的辩论成为可能。
我开始时曾说过，我将会在某些观点上有些随意地作出评论。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评论。在推倒这些障碍的过程中，我不能拒绝提到我自己的参与，尽管这种参与非常微小。将近十年前，我被邀请在英国参加关于德里达著作的一个会议。德里达本人也被邀请来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把德里达带入与分析哲学家们的对话中来。这是一次极棒的、极有乐趣且富有收获的会议。
在我的陈述中，我首先描述了我在其中作为拥护者的一种哲学风格。我说，这种哲学风格的主要目标就是澄清理解，主要方法论工具就是概念分析。我明确地拒绝把我正在说到的东西叫作“分析哲学”，不仅是因为我已经提到的描述分析/大陆区分的标准方法的各种不受欢迎的涵义；我更愿意给它一个“概念哲学”的标签。
德里达在他的答复辞中说道：
当你在定义概念哲学或者把分析哲学当作概念哲学时，我在想：那是我正在做的工作，那恰好就是我正在做的工作。因此：我是一名分析哲学家 —— 一名概念哲学家……抛开一些表面特征，我的“风格”中有些东西根本上与人们在分析哲学或概念哲学中发现的东西相关。因此，从这一观点看，这里并不存在战斗阵地。（Derrida,pp.83-84）
假使是在几十年前，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话，德里达也很难会在那种语境下作出这样的评论。这并不是因为原本不太适合让他对自己说出这样的事情，而是因为不适合让他对这样的一些观众说出这些事情。他的评论会遇到敌对的不理解的异议。他自己与分析哲学家的更早的遭遇是一种受到挫伤的遭遇。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有了进步。
我稍前曾指出了分析的/大陆的区别的制度化。现在有必要反思一些有关这种制度化的统计资料，因为它们惊人地表明了在过去20年中大陆哲学在英国的增长。（我没有关于其他英语世界的同类统计数字，不过我确信，在英国发生的充其量是对其他地方发生事情的一个夸大的版本）仅仅在20年前，《国际哲学家名录》里列举了40位英国哲学家，他们自认为有大陆哲学的专业背景。4年前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76人。(cf.Glendinning,Appendix)这就是我在西方哲学中发现的一个最新趋势。人们正在走向对他们自己之外的哲学风格的更活泼的赞赏。这里是中国，在这方面，你们走在我们前面。你们或许会惊异于听到需要这种和睦关系。当我10年前初次受邀到暑期学院时，一件触动我的事情，就是这里广泛的哲学兴趣，一种当然并不限于我所讲的各种西方传统的兴趣。
首先，我想对我所在的分析传统说点更为具体的东西。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我自己在10年前初次参加暑期学院的时候，就是讨论形而上学那期正式班的一名教员。几十年前，把“形而上学”看作一个肮脏的词，不想在那个哲学分支里有所作为，这对分析传统中的哲学家来说是很正常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证主义的一份遗产，在A.J.艾耶尔的的《语言、真理与逻辑》中有很直率的表述，这本书的开篇首章就以“清除形而上学”为题。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这种情况有了改观。P.F.斯特劳森的著作（既有他关于如何思考殊相 —— 包括个体的人 —— 的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也有他关于康德的诠释性著作）(Strawson,1959,1996)所起到的稳定同化的作用，为复兴形而上学做了许多工作。但即便这是一种复兴，也多少有些温和。斯特劳森本人深受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支配牛津哲学的本质上保守的“日常语言”运动的影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他的《个体》一书前言中描述的那个著名区分，即描述的形而上学和修正的形而上学的区分中，相比于后者，他更热衷于追求前者。正如他在前言中解释的，他把描述的形而上学设想为揭示我们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特征的一种方式，这是与逻辑分析或概念分析并无本质区别的一种活动。
从那时起，分析的传统里就一直在扩散形而上学的活动，那是一种更加修正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们以所有的方式，挑战我们的通常思考。确实有一些哲学家，否认存在斯特劳森在《个体》中给予了关注的殊相。例如，他们否认诸如山川或者个人的存在。另外，我在牛津的一位同事，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以论证那些模糊的概念（诸如小孩的概念）有分明但未知的临界点（cutoff)而闻名。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有一个精确的时段，在那一刻，我不再作为一个小孩，尽管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刻在何时出现。威廉姆森用强有力的语义技术支持他的论证，并且他不仅是一个语言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形而上学家，因而他的著作是对形而上学的一大贡献。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有力地论证了，他的结论不是关于语言的，虽然在得出这些观点时对语言的仔细关注可能会是非常重要的。他坚持认为存在一个精确的时段，就在那个时段里我不再是一个小孩，他这时把自己看作是在对“我的童年”而不是“小孩”这个词确定一个临界点。
但是，如果说威廉姆森的工作是对形而上学的一个贡献，那么它是对修正的形而上学的一个贡献。无论对他捍卫的立场可以提出何种其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他都很难说是揭示了我们概念结构的任何一般特征。他可能揭示的是我们概念结构中隐藏的东西。但是，他有一个大多数人都会当作不可理喻而将之摒弃的观点。
因而，在过去的20年里，在分析的传统中，确实看到了形而上学的复兴。它再一次欣欣向荣，再一次勇往直前。我欢迎这样的局面。这也发生在我自己最近的形而上学研究中。我正在写作一本书，描绘了自笛卡尔时代以来直到现阶段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我也会精心守护这一声誉，即形而上学再次得到了认真对待，并且值得去从事。这就是为什么我欢迎它复兴的原因所在。不过，在这里我也倾向于看到，我所欢迎的却是一个时代不恰当地逝去中的一个恰当的副产品。
该到我来解释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了。这也正是我对我认为已经过去的东西应该多说几句的时候了。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新近去世的哲学家，他们都认识到，他们在哲学上的工作不仅与哲学上的其他工作，还与其他非哲学的关注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证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在这方面，他们都积极地反对由最糟糕的“日常语言”哲学培养起来的逐渐衰落的反省。
但是，至少在英语世界，近年来哲学上有一种趋于增强的专业化的势头。令人沮丧的是，这主要不是由于哲学的原因导致的，而主要是由于职业上的原因。当今的学术界处于出版的巨大压力之下。正在尝试建立自己学术事业的年轻学者们，最为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压力。对可说明性的各种要求的存在，意味着这种压力已经扩散到整个学术圈了。这一压力具有各种有害的影响，而不仅仅表现在人们的心理方面。一个相当明显的影响就是追求已出版著作的卷数。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这种害处是什么。它不是人们经常抱怨的那样：过多的劣质著作需要我们去关注。它比这种情况更为糟糕：有过多的优秀著作需要我们去关注 —— 那些需要从中大量学习的著作；那些不容小觑的著作，
尽管没有人能读完哪怕其中很小一部分；那些本来可以提炼成更小的、规划更好的、可以得到更好安排的著作。但我在这里更为关心的是上面提到的那种后果：越来越强的专业化。学术界能够出版所需数量著作的唯一方式，就是在越来越小的领域里引起注意。在这些领域里，人们有着追赶在同一领域里其他正在出版的著作的现实期待，也有着继续以稳定的比例制造材料的现实期待，以期真正跟得上他们参与的讨论。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使得这种讨论对其他人来说完全没有意义。
那么，所有这些如何会有我所提到的恰当的副作用呢？专业化达到这种程度的人们，当然会对自己之外更为广阔的其他哲学方法具有更为活跃的兴趣。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其实不然。如果他们不想成为彻头彻尾的唯我论者，他们就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当他们有了那种程度的专业化时，各种各样的哲学方法就会开始殊途同归了。我们可以说，一个哲学家把他的事业投入到对反事实句的分析时，就会恰当地认识到，他所做的工作与法国人的工作截然不同。因为他们毕竟只是在走廊里做着截然不同的事情，而在那里，有一个同事正在把自己的事业投入到（比如说）审美评价的逻辑中。当以往的分析哲学家们激烈地反对非分析的哲学风格时，他们的反对（无论会有多少误解）至少是基于对自己哲学身份的一种强烈感觉 —— 一种对分析传统自身的强烈感觉，把它设想成为一个巨大和谐的整体，包括了哲学的所有方面。
这与形而上学的复兴特别是修正的形而上学的复兴相类似。当然，在这样狭窄的领域里工作的人更易于与常识隔离，认真对待崭新的思考方法。显然，当这种新颖受到更多限制时，它就很少具有破坏性和挑战性。人们会更加容易通过说出最为疯狂和最出人意料的东西来脱身，即不可能真正期待他们的话会对人们关于其他问题想要说的其他事情带来影响。以往的哲学家们激烈反对修正的形而上学时，他们的反对（无论会有多少误解）至少是基于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哲学可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而过度的形而上学则具有潜在的危害影响。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察觉到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ams)对我所说的这些话的影响。在他走向生命终点时所写的几篇文章里，他对西方哲学的最近趋势感慨万分，正如我刚才的感慨一样。（Williams,2006）在谈到其他问题时，他力劝我们牢记，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一门科学（专业性在科学中具有更为强大的理论基础）。
在注意到威廉姆斯对我的影响时，我请求为自己最后的纵容留下一丝余地，这是我最后一点自传性观察。我提到的威廉姆斯的两篇文章，都发表在我自己编辑的他的文选中。我是多么期盼他仍然能和我们在一起发挥他健在时所发挥的那种影响，产生出那样的成果！威廉姆斯从来不会有一种献身性的严厉，也从来不会失去对人类广泛关切的视野，这赋予了哲学探究以第一的位置。我们或许没有能力去仿效他，但是我们能够也应该分享他的哲学抱负。
【参考文献】
Derrida, Jacques, 2001, “Response to Moore”, in Simon Glendinning (ed.), Arguing With Derrid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Glendinning, Simon, 2006, The Idea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Strawson, P.F., 1959, 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London: Methuen.
1996,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Methuen.
Williams, Bernard， 1996, “Comtemporary philosophy: a second look”, in Nicholas Bunnin and Eric TsuiJames(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6,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and “What might philosophy become?”, in A.W.Moore(ed.), Ph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