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江南名旦芙蓉草 赵桐珊先生自传

京剧三鼎甲2021-02-26 06:54:58




赵桐珊先生

京剧旦角名家 “正乐三杰”之一


1

我的家庭



赵桐珊授课《拾玉镯》片段


我原名同山,后改桐珊,1901年5月28日生于河北省武清县的小长亭村。父亲赵万春,是个木工,常背着斧锯墨斗等工具,流动到各村做些散工。母亲王氏,曾在1890 年到北京当老妈子,在秦五九(名稚芬,为梅巧玲之婿.梅兰芳的姑丈。他的戏是杨桂云一路的花旦,为王蕙芳之师)家做了10 年,回家乡后才生的我,那时她已44 岁。 我有个姐姐,是从姑母家抱来的;哥哥同海.也是抱叔伯家的。所以我父亲在52 岁时生了我,算是亲生子了,十分喜爱。乡村常有庙台戏,父亲常带我去看。我五六岁时就对庙台戏十分喜爱,看戏回来就能摹仿戏中的动作,引得一家人大笑。

  

赵铜珊


2

开始学戏



我念过三个月的私塾。9 岁那年(1909年 ) ,到北京来学戏。师父是同海哥哥原来的亲哥哥、也是我的堂兄赵庭玺,是唱开锣戏的梆子老生。我们虽然是师徒,但我管他叫大哥,所以同行中都叫我老兄弟的。 我到北京是夏天,光身子穿个肚兜,光着脚丫子走到北京的。手里提了一双母亲做的新鞋,到了师父家门口才换上。


我头天到师父家,坐在院子里,听里面麻子红(姓魏,梆子旦出身,但应的是丑工)在教女徒王福子学《忠孝牌》 。秦腔慢板第三句“想当年”,是个大腔,王福子学了好久还是不会。我在院子里可听会了,师父叫我试唱,我全唱对了,因此,他对我初步印象就很好。随即开始学梆子青衣,练习跷工。当时有四个以灵芝为艺名的梆子名角:崔灵芝、丁灵芝、李灵芝、任灵芝。灵芝是“瑞草”。还有还阳草——杨韵谱,曾掌管奎德社梆子坤班,加上我这个10 岁出台的芙蓉草,总称“梆子六草”。

       

我的开蒙戏《忠孝牌》,是《双官浩》前面的情节,称为《双官浩》 “头子”;接下来学《三疑计》、《女起解》、《玉堂春》、《探寒窑》。这样学了半年。1910年的新年(春节),我第一次出台演于隆福寺的景福茶园。以后我到过天河茶园、西安园(即后来西安市场的地方)、人和园、金鱼池的布篷(就是用布搭起的篷子)、朝阳门外菱角坑的小戏园、永定门外的四合号茶馆、天桥的歌舞台和燕舞台(虽称舞台,仍是大戏棚),口袋胡同的咸丰茶园(这个茶园较大.好角也常去,老谭就曾在这里唱过);其余一些更小的地方都去演过。这样唱了二年,才进入市区的大戏馆,如华乐、庆乐、三庆园、广德楼、中和等。



3

进入三乐社科班


1913 年我加入三乐社梆子科班,这个科班是李际良(他是慈禧太后得宠的太监皮硝李的侄子)、薛固久(十二红)、孙佩亭(十三红)三人合办的,所以称为三乐。后来二红退出了,才改名正乐社。我和尚小云、荀慧生(当时艺名白牡丹)同科,有正乐三杰的称号。青衣花衫偏重唱工的戏归我,那时我嗓子较好。白牡丹是玩笑旦,尚小云是唱二黄的正工青衣。演出的场所是在王广福斜街的汾阳会馆。唱了二年,一面唱一面学,梆子名家大玻璃翠、冰糖脆给我再开蒙学花旦。冰糖脆的跷工特别好,社里还有陈春喜教旦,杨玉林教小生,麻子红也在其内。这时又有王贵山(五盏灯)教我二黄花旦戏,如《胭脂虎》、《乌龙院》、《院花溪》 等。

       

1914 年年底,我到保定府.在贡院街的会馆演出梆子本戏《万花船》、《错中错》、《玉虎坠》、《忠义侠》(即《周仁献嫂》)。因我学过花旦,自己觉得在台上比较会做戏了。一次我演《玉虎坠》中的冯傅氏,当演到继母诬陷冯傅氏的丈夫杀人时,冯于左右两难的情境下,长叹了一声,台下不少人叫好,自己也觉得高兴,知道了戏是要“做”的,不是靠死唱的。

      

4

由梆子转皮黄


1915 年我15 岁,由保定动身到南方,是杭州邀角的头儿胡三约去的,第一个码头就到了杭州,演于城站第一台。我是随时慧宝(孙菊仙一派的老生)同去的,但他有自带的旦角朱如云。我演我的梆子戏。为我操琴的是梆子胡琴名手魏发科(梅兰芳大弟子魏莲芳之父)。


班中角色很齐整,有七盏灯(毛韵坷,旦角)、老一盏灯(张云青,这时也唱小生,取“盏灯”为艺名的很多陪我演过《忠义侠》 的周仁)。那时。舞台上还没有电灯的时代,是不演夜戏的,如果白天戏演得过长过迟,天色已暗,则台角有人捧两支竹蔑扎成的火把,或点几支烛台,观众就在这样烟雾缭乱、烛光暗淡的照明下看戏,可见是重听不重看了。自有了煤油打气的灯后,台上就算大放光明了。所以艺人要取盏灯为名,由“一盏灯”而至“十三盏灯”, 似乎这样的角色,就如灯光一样的明亮。班中还有小杨月楼、常春恒(后演《狸猫换太子》 的陈琳而大红》),郑法样(演孙悟空有名)、陈嘉麟(是清廷供奉陈金雀之孙,唱老生)、俞振庭(老生)。


我主要还唱梆子青衣花旦,这个戏班的老板刘金瑞,是个老道,原来也是吃戏饭的。他排的戏码不问你会不会,派了你的角色你就得唱, 这是当时的风气。头天见报,回家就“钻锅”, 幸亏我的梆子琴师魏发科,本是青衣出身,肚子很宽,他帮助我一出一出地对付过去,所以没有被挤垮,相反使我多学了一些戏。当时毛韵坷是生、旦、净、丑、武生、时装戏无一不唱的。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也就什么都学,而且从梆子转向皮黄。在杭州唱了半年,其间学《牧虎关》 于俞振庭,这出花脸戏以后常常列为我的打炮戏;也向曹银奎学皮黄老生,如《天水关》《文昭关》《琼林宴》《空城计》 等,《空城计》也常列为我的打炮戏。



李春来《花蝴蝶》剧照


初秋七月,到宁波“环球”演出,有周维俊(初名兰芳,唱旦,后改小生,是金仲仁之徒,有武工,能唱,可借死得早)的祖父同去,他唱皮黄旦角,也教了我一些戏。唱了一个多月,转到鼓舞台后,同台有李春来的武生,他唱《花蝴蝶》, 上一张半桌子(即桌子上加一椅子),向下走“台漫”,在扎头悬空中拔刀,落地刀已在手,这是他的绝技。翻桌子是越低越难,因为距离短,空间也短,不利于转身,何况他还在空中拔刀,就更难了。还有短打花脸李永利,他的《收关胜》,上四张桌子,走“云里翻”(这是筋斗之祖),扎靠穿厚底靴,黑满甩发,在四张桌上脚先出去,面仰后倒翻约一个半,真帅,没有不叫好的。


他在《白水滩》 里走的“锞子”一沾地即起来,内行称它为“带地蹦”又叫“叠襟”。《八蜡庙》 演费德功,台上平放四张桌子,他从上台口向下场门,起“虎跳漫子”,下地“跺泥”亮相,左手刚好接镖。他演《嘉兴府》 的鲍自安,在大家翻挡子时翻上,唯有他翻得高,而且落得慢,白发鬏,一身尽白,像一只大蝴蝶,美观极了。一个武花脸,当时能挣到四百多元包银,真不容易。这时盖叫天也同台,他年纪尚轻,但武功已经成熟,演《四杰村》 走13 个“旋子”,所以有“小白旋风”之名。他演余千,一身行头都是黑色,落地无声,快如一道黑影似的,内行都称赞。在宁波约唱了四个月,跟同台的谢月亭学了些老生戏。在杭州时认识了金、吴二位报界朋友,他们是宁波人。他们在自己编辑的《詹詹报》(这家报纸后来改为《宁波时事公报》)上,常有文章捧我,见面时又指出我一些缺点,使我得益不少。以后我喜欢向通文墨的朋友请教,使自己在表演角色和唱白上少出问题。

 

5

第一次到上海


已经冬天了,到上海新新舞台,老板是周咏棠(老四盏灯,唱梆子青衣)。同台有武生何月山,他由天津来,也是初次到上海。他长靠、短打扮相都好,演《长坂坡》 ,鸽子翻身靠旗能扑到地毯,足见腰功之好;跺泥的腿功好到如铁铸一样,纹丝不动,而且时间长,能要三五个满堂好,才换亮相,再要一个好。短打干净边式,能不歇气连打三刻种,中间不夹三通鼓。这时他才20 岁,可说是红极了。他嗓子较左,喜欢反串老旦《钓金龟》.后面总连着三本《铁公鸡》 同唱。由于年轻生活不检点,红了几年,即渐渐体弱而吐血。与盖叫天同台时,新排《年羹尧》,盖叫天打七节鞭;何月山找武术老师张双凤(不是伶界),请他说十一节鞭。鞭是比盖的长了,粗了,但气力不加,台上仍逊于盖,台下捧场的也退了下来,叫好也不热烈了。由杭州到上海亦舞台演出后,革新戏《狸猫换太子》 排出时,他已不行了,死时才27 岁。



何月山《铁公鸡》剧照


这时主角林树森、何月山和我,派出一台戏即倒第四林的《跑城》 ,倒第三何的《钓龟》,我的《纺棉花》压轴,何、林的三本《铁公鸡》大轴。到年下,客户有按月包红票的(为了这四出戏,人家连看不厌而长期订座),足见其受人欢迎之热烈,这次我唱了约两个月。在年底之前,我一个人到南京南门内的钓鱼台戏院唱了个短期,是挑大梁。此时冯国璋在南京当督军。我以一出《纺棉花》 大红,我唱京韵大鼓《鸿雁捎书》 ,王昭君的“三寸的小金莲怎把这牛皮靴子登”一句,满城都学唱。后来1954 年我患气喘,由沈阳到南京休养,夫子庙茶叶铺的一位老人.还认识我,跟我提起这一句鼓词来。


这一年,我由保定到杭州,而宁波,而上海,而南京,我在学戏上的收获,要胜于唱戏的走红。一则是开阔了眼界,见了许多有能耐的同行;二则是把自己从梆子青衣的行当中跳出来,增加了各方面的技术,各门角色都重新开蒙,窥得了门径:向王二奎、老穆春山(喜连成老板叶春善的同学,是小荣椿科班出身.他唱李吉瑞派的武生)和谢月亭等学了不少戏。



根据1947年赵桐珊《四郎探母》录音配像

柯茵婴饰演萧太后


6

从汉口再到上海


过新年(16岁)到汉口,在爱国花园挂头牌.演出当时所谓“能派戏”,贴出的海报有“多才多艺,生旦净丑,无一不能”等语,夸大到几乎没有边了,但我仍以梆子青衣、花旦为主。同台有李永利的武净,那时他儿子万春才5 岁。王福连的红净,董志扬的武生(艺名小扬猴,他父亲董明是武生名教师,杨小楼也曾向他请教过),小桂和的花旦(与老王桂卿同学,为董德春之徒)。唱了四个月,仍以《纺棉花》 最红,前面总有李永利的《嘉兴府》。有一次前台满坑满谷,无插足之地了,听众买了票由后门走到台上来听,台上负重不起塌了,幸未造成大祸。



近端阳节,上海丹桂第一台派魏树科(魏莲芳之叔,魏发科之弟)来约,但是汉口到期不放我去,只能不告而别,溜走了。船到九江靠岸,汉口老板串通长江帮的恶势力,扣住不让我走。经上海方面的人疏通了洋商轮船的“大板”(如今船长之类),我才到达上海。丹桂第一台在福州路致美楼京菜馆原址,由5月17日唱至年底,周信芳是前台经理,自己挂头牌,我为他挎刀,开始唱《女侠红蝴蝶》 连台本戏,排了七本。同台的老生有王鸿寿(艺名三麻子,唱红净最有名,为南方老爷戏的先辈)、苗胜春(武生改老生,为汪笑侬之徒,后兼演文武丑)、梁一鸣、高百岁,旦角是欧阳予倩(刚下海)、王芝芳,武生有李少棠(即小三麻子李吉来之父,本工武生,这时改了丑角)、张德俊(张云溪之父)等。这时汪笑侬也短期搭在丹桂,《献地图》、《马前泼水》、《刀劈三关》、《将相和》(与冯志奎合演)都很红。有一次唱《献地图》 ,信芳捧他一下,饰刘备,三老板王鸿寿饰关羽,冯志奎饰张飞,何月山饰赵云,曹甫臣饰曹操,角色最为齐整。


平时还是唱本戏,像《恶奴连环报》、《三僧奇缘》等。那时我年轻,在台上经验还少。这种新本戏只是知道情节,却没有固定的本子,大都在台上随便扯,随便对答,不但要有经验,还要有临场的急智,能扯得很远很长,也能立即煞住,时间到了,下一本再续。我主演的《红蝴蝶》是时装戏,周信芳在这方面特别有经验,有办法,我得到他的帮助不少。我包银是每月700元,在丹桂演至年底为止。


 我17 岁那年,正月转至贵仙茶园(在福州路贵州路口), 即原群仙髦儿戏班的地址,这时由贵俊卿(安舒元之师)接办。关于髦儿戏,是清末民初上海幼坤戏班的俗称,“髦儿”二字江浙方言即毛丫头之意。搭入这班的都是十来岁的女孩子,彩排演出,是雏形的戏班,一般演的是以生、旦为主比较简单的戏。以后也发展到有生、旦、净、丑、武生各行,能开武戏。贵俊卿唱正宗谭派,是票友出身,通熟俄文,文墨方面也有修养,演谭派戏《失、空、斩》 等,就很有书卷气。同台的有小生好角朱素云,每演《取南郡》、《舌战群儒》、《群英会》 等戏都很叫座。


赵桐珊(反串)何佩华 《红菱艳》剧照



还有刀马旦阎岚秋、武丑杨四立(此人能耐好而且博学,像《忠孝全》 的安太,耍十八般武器,放洋枪,习洋操等,在台上足闹一气,给小生在后台扎靠,留出很长的时间;唱《盗魂铃》 的猪八戒,翻三张桌子。据说谭鑫培在上海唱《盗魂铃》,观众看惯了杨四立的,也要求老谭翻三张桌子,他年老翻不了,还挨了倒好呢)、戚艳冰(老绿牡丹,即小绿牡丹黄玉麟之师)、金少山(这时他才二十余岁,是很不得志之时,但见其演《取洛阳》 大帐的下场,冲里一亮,气概大,姿势很美,我已十分佩服他,他是陪贵俊卿的)。我和俊卿曾唱过新戏《感德忘恩》(又名《人不如狗》)。这次在贵仙演了四个月,又到宁波四明茶园,和盖叫天同台,我以唱能派老戏为主。演《十三妹》使真刀真枪,需要眼明手快,我也跟上了。新戏《年羹尧》也是和盖叫天合演的。在宁波唱过了夏天。


秋天到福州,与南方名武生张桂轩同台(张有洁癖,一天要换数次衬衣和外衣,那时还有辫子,他怕辫子的油污了衣服,所以仰着脖子走路,十分难看)、马昆山领班,他的侄子马连良刚出科,正在倒嗓期,也去了。这时福建对京戏很欢迎,营业也很兴旺,单福州就有四个京班,而且都是以旦角挂头牌,林攀卿、刘玉琴、冯子和及我。我仍以能派、时装、本戏三种交替着唱,新排本戏中有一出叫《箱尸案》 ,马连良的小生,很能做戏,但嗓子稍差些。这次演了半年,在福州过的年。


7

回到北京


我18 岁那年春天,回到北京,这时冯国璋已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了。在丹桂茶园演唱,同台有侯喜瑞、白牡丹、程艳秋、沈华轩(武生)、张文斌(小名二锁、好丑角)、慈瑞泉、陈子田(原是太监,唱老生)、一千红(名王喜,是秦腔老生)等。我仍像外地一样的戏路子,倒是连台本戏特别受欢迎,这种所谓连台,就是随时随处可止,明天再续下去,引得那些旗妆太太们天天要去看,以《双鸳鸯》、《红蝴蛛》 为最红。


这时梅兰芳在吉祥唱老戏,不太红,罗瘿公给梅编了《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三出古装戏,唱得大红。丹桂那里,张志谭总长喜欢看我的本戏.他拉了罗瘿公来看.发现了在我前面唱第二三出老戏的程艳秋是个人才(他这时还没有名气,是荣蝶仙的徒弟,大约仅十三四岁)。张请程在东安市场小馆子吃饭,罗瘿公与艳秋是初次会面。自此罗常来听程的戏。罗本是贫士,但人品极高,得到很多人的尊敬,他筹措了一笔钱,为程艳秋赎出师。主要是荣蝶仙很虐待徒弟,罗出于义愤和爱怜人才之心,故有此义举。

入秋,我到了张家口,头天是《辛安释》,二天《连环套》 ,三天《打严嵩》、《杜十娘》(皮黄新排的戏),都满座。老板赵光斗是个坐地虎恶霸,原在北京讲明每天包银30元无折扣,先使10 天。不想赵变卦了,说是听白戏的多,又说该处山地多,上云、下雨即不卖座,明明卖的是满堂,却要求对折。当时说翻了.我答应退钱不唱了。于是回京借了钱派人送去,才算了事。

    

8

  狠心的师父,仁厚的梅先生


我9岁拜师学艺、写的是七年期限,早就应当出师了。在外地演戏,师父每月有成百上千的收入,不让我提出师,到18岁的深秋,已经超过二年多了。我从张家口回到家乡,同父亲来京跟师父(也就是一家的叔伯兄弟)商谈,算是正式出师了。但身上只有穿的夹袍,其余什么也不给,多狠心的师父啊!师娘偷偷送了一小包替换小衣服。9岁到北京,是一双新鞋,一个兜肚.如今过了九年,出师时只穿上件长袍,想起来不禁为之苦笑。劳累夹气.嗓子也没有了。没有行头,不能够搭班,精神上大为苦恼。


陈彦衡


出了师门,父亲说,回去呆着再说。我不肯,父亲又想把家里的坟地典了,我也不接受,决意留在北京,还想创创事业,不衣锦不回乡.等能够自立了,迎接二老出来同住。父亲也没有办法,叹息了一声,大家分手。 我住到西河沿路南的第一客栈,常去正乙祠票房(正乙祠是陈十二爷一派的人办的)。提起陈彦衡(即陈十二爷)、无人不知的好票友,他深通文墨,诗词书画都有很高的造诣,学梅雨田的胡琴和老谭派的唱法,甚至谭的身段、表情也研究得细致深入,后来为老谭台上操琴很久,老谭死后,他简直就是谭派正宗的地位。


不久,梁华亭来找我(我到丹桂演唱,原是他管的),说他在大栅栏三庆园当老板,班中原有的杨小楼、尚小云、谭小培(当时称为“三小”)到上海去了,班中没有人,现约我和康喜寿、九阵风三人一同演出。当时我应允是应允了,但没有行头十分为难。这时忽然想起了梅兰芳。当时梅应堂会最多.我有时也被邀唱一出,过去没有交往,只是在堂会后台一同扒台帘看戏。梅喜欢看前场各行角色的戏,以广知识,我也有此习惯。梅住在芦草园.我就硬了头皮去找他借行头。因为不是借一次,而是要借一段时间呢,自己觉得难以启齿.但是梅先生概然应允,可以说是“千金一诺”,当时就叫伙计大李,嘱咐我要什么,即备什么,我的感激心情真是难以形容。以后我每天早晨去梅家取行头、还行头,大李也配合得很好。以后逐渐有了些积蓄,就用一百余元买了16件旧行头。这是梅先生帮我渡过了难关。接着在鲜鱼口天乐园跟孙菊仙、张占福(武丑张黑)唱了一阵。

     

9

  跟梅剧团去日本



1919年,我19岁,梅先生率剧团前往日本演出。我知道梅先生为人厚道,所以不谈条件随同去了。大约在端阳节前动的身,先到东京。同行的人是贯大元、高庆奎、姜妙香、姚玉芙、王毓楼(梅的内兄,武生)和胡琴茹莱卿、高联奎。我实际上是变了“小能派”,我过去在外地演出,常是生、旦、净、丑、老旦各行主角戏都演,这次在日本则是缺什么来什么,好在我能对付一下,所以说是“小能派”。


下面说说找在日本的“小能派”表演:在东京帝国剧场演12 天,我演过《金山寺》 的小和尚,说苏白。《游园惊梦》 的老旦,演了两场;《天女散花》 前饰仙女,后饰罗汉,演过两场;《御碑亭》 前饰德禄,中间改报录的,这出戏最受欢迎,演过五场;还有《贵妃醉酒》 的宫女;贯大元演《空城计》 ,我是先旗牌而后老军;二本《虹霓关》我的家将,进城时我也翻筋斗,这戏梅演过二场。在东京梅先生只演最后一出,前面也没别的戏,由日本演员讲印度故事,台口点一支洋蜡。后台有浴室,演罢可洗澡,不像在国内,武生一身大汗还得捂着回去。


梅兰芳


有一个特别规矩,也许是日本剧场的风俗:如果后台发给一个小纸袋,内装一枚有穿孔的五分小硬币,则准知今天是卖满堂了。东京12天得到10 次.其余两天空二三个座位,就不算满堂。场内秩序极好,台上在大换布景时,观众均出场自由活动,谈话、吸烟、吃东西、逛逛花园等,到铃声响了再进入。当时感叹得很,我从北京到上海,京沪线、沪杭线、福建,面还算广,尚都是中国比较开化的城市,院子内总是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梆子班、小戏园更甚,演员总得用很大的嗓门和力气.才能压得安静下去,曾经想过,何日才能改善?到今天社会主义时代,北京各戏院已达到这种程度,心情真是高兴得很。


《天女散花》 里贯大元饰文殊师利,是勾脸的活儿。姜妙香扮仙女,虽是他早年的本工,但也好久不妆旦了。高庆奎在《空城计》 里饰司马懿,《虹霓关》中饰辛文礼,刘鸿声一派是生、净兼演的。 在神户唱三天,前面加一出贯大元的《空城计》或《文昭关》,高庆奎这时尚是硬里子时代。我演了一出《鸿鸾禧》。在大坂演了三天。我们初到日本时,上野、下野正是樱花盛开季节,美丽极了,一片花海,我们游赏得十分高兴。那时梅26岁,姜30岁,姚玉芙24岁,高庆奎与姜同岁,贯大元23 岁,还都是小伙子嘛!  这次出国,大家都是蓝袍黑褂,瓜皮小帽,一视同仁;惟有梅先生是呢帽(礼帽)西服.大方得很。


10

和欧阳予倩合作



从日本回来,梅先生送了我1400元钱,我就在绒线胡同内石碑胡同的马神庙租赁房子,置办了家具,算是在北京有了家。于是把双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在北京安家以后.演出则断断续续地进行。这年秋天,欧阳予倩约我去南通,参加了更俗剧场重阳节的开幕演出。这一时期除常与予倩合演外,也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这时我19 岁。这时期,梅兰芳、余叔岩、郭仲衡、程艳秋、王蕙芳、盖叫天、孙化成、袁寒云、朱素云等.都曾来南通演出。予倩这段时间里除演些老戏外,还编演了很多新戏,其中包括时装戏、古装戏、话剧和不少“红楼”戏。予倩在《馒头庵》中于秋千上大唱反二黄、导板、回龙、原板,边唱边舞,我唱宝玉,过去我这个“小能派”各行都演过。就是没唱过小生。这次反串,在我演戏的领域里,又增加了一行,以后又演过几次。我对小生这一行,确是极感兴趣的,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欧阳予倩


抗战后期,日军侵入上海租界,言慧珠在天蟾舞台唱《玉堂春》,海报贴的是俞振飞的小生。因为日军戒严,振飞家住愚园路,过不来,临时请我反串,我临上场时忘了带扇子,就借了何时希(票友,向张荣奎、瑞德宝、姜妙香学过小生)手中的扇子上台一用。此扇上面有当时数十位小生的签名。下场后,我主动提出也签上名字,下面还注了两行小字:“某年、月、日在天蟾舞台反串玉堂春小生”。还有两桩事可以一提:第一件事是马连良先生去苏州演出,缺小生,请我反串帮忙.约定为《四进士》 的田伦、《群英会》的周瑜、《御碑亭》 的柳生春和《回荆州》《黄鹤楼》 的周瑜等五出戏。演出很圆满,我得的包银不少,于是在苏州桃花坞买了两幢小楼房,立契是在上海洪长兴羊肉馆。


第二件事是解放后我去东北戏校教学,有一次师生联演,我演《黄鹤楼》的小生。以后由我带队到北京演出,最后一场,我又演了《黄鹤楼》 ,得到北京有关领导的重视,不久就脱离东北回到了北京。予倩的“红楼”戏编得不少.如《晴雯补裘》、《宝蟾送酒》 《摔玉请罪》《黛玉葬花》、》《毒设相思局》 《三戏金鸳鸯》 等;其它戏有《人面桃花》《百花献寿》。在《长生殿》 中予倩的杨玉环,我的梅妃。另外有时装戏《情天恨海》《不如归》等,还有话剧《阎瑞生》 。在南通不到二年,我自己觉得有些创造:一是耍绸,梅先生在《天女散花》中表演的是双手耍绸,绸子常背在肩上,使天女更觉庄严美丽.气象万千;盖叫天《劈山救母》中双手耍有杆的绸子,以表示霞光万道。我演的是单手耍.可左可右,可扔可接。后来称这为“绸舞”。

      

11

 在汉口与余叔岩合作


 这时期我曾随南通更俗剧社全班去汉口。与汉口大舞台的王慈芳、郭仲衡、朱素云等对调,即他们到南通更俗剧场演出。更俗剧社号称全班,实是师生同去,我在汉口大舞台,与余叔岩同台演出。演出头天,予倩演《人面桃花》 。原定八个剧目,演四个小时,那时汉口租界规定,戏院演剧过了时限,就要罚款500 两银子。我们虽然把《人面桃花》演完了,但因后半部草草了事,观众不满意,后来又重演了一场以为补偿。当时上海后台的水牌上只写当天的剧目,头几出不写演员名字,由底包自己去捉摸他该演什么。过去有“三块武戏”的说法,头三出以武旦戏居后;中三出以短打武生戏居后;末三出以长靠武生或大武戏收场,也即是通称的大轴戏。一般中后戏码,在水牌上只注明演员的姓,不写名,但注明演出时间的刻数(关于刻数,在清宫升平署的戏单上,即以15 分钟为一刻,民间后台尤为通用), “掐刻数”的准确与否,可以看出后台总管的能耐。象这次演出《人面桃花》那祥的新戏大戏,况且租界又有时间限制,安排八个剧目,显然时间是太长了。


余叔岩


 在汉口,我也与叔岩配戏,象《珠帘寨》 的二皇娘,就是跟他学的,《打渔杀家》的萧桂英,叔岩给我说得很细。这时我20岁,叔岩31岁,他已经是成名的老生了。 这时期我有幸看到了钱金福的许多好戏,如《铁笼山》、《芦花荡》、《祥梅寺》 等。尤其是他的“黄巢发兵”一场,气概堂皇,声势浩大,他演的落第状元,身段美,与众不同。我也欣赏了王长林《祥梅寺》小和尚的耍佛珠、飞佛珠绝技,以及他演的《时迁偷鸡》等好戏。因为叔岩体弱有病,常休息,所以才多派这二位老先生演戏。


12

离开南通回上海


1921 年5月,我离开南通,准备回家结婚。路过上海时到亦舞台看了王又宸、荀慧生、何月山等人演出的新戏《诸葛亮招亲》 。老天蟾舞台的管事发现了我,便硬把我留了下来。当时正排头本《狸猫换太子》,常春恒的陈琳、刘小街的寇承御,我一去就派了我的刘妃,这时刘玉琴从汉口回来,也加入了天蟾.他演李妃。


我给家里去了个电报.说明原因,请求推迟婚礼,可是家中已诸事俱备,只缺新郎。因为婚礼的推迟,我家与女方家闹了纠纷。11月我才回到北京,举行了婚礼。婚假只有七天,假满又赶回了上海。 到天蟾.头天打炮戏是我和刘玉琴唱的《嫦娥下凡》。第二天《贵妃醉酒》,第三天《百花献寿》。唱过四天,又排演新戏《炮打涟镇》(即清朝名将僧格林沁攻打涟镇、鲍超招亲的故事)。后来转为天天唱《狸猫换太子》 ,头、二本均连演了几个月,盛况不衰;第三本演到第18天的时候,我和天蟾订的合同期满.于是又续订了合同。


南铁生赵桐珊合影


老板刘凤样知道我过去曾演过《纺棉花》,有一天突然贴出红纸金字海报说我要上演《纺棉花》 。我不同意,因为过去唱时.有天津时调、京韵大鼓、梆子等北方曲艺,自来到上海以后一直用假嗓唱旦角,本嗓好久不用了,怕唱花脸、老旦等应付不下来,所以不愿唱,想以《拾玉镯》《能仁寺》 双出代替。但前台案目说:今天的观众,多是外地客商,大都为看《纺棉花》来的。老板也再三央告,我只好答应下来。演出之前,我先跟台下观众说明没有嗓子,没有弦子,有些北方戏曲不能唱,所以演出时仅唱了些《骂曹》等老生戏,学的都是陈十二爷的谭派,台下还是很欢迎的。不久又演了一次。不想20 年后,上海又掀起了一阵《纺棉花》 热,改男旦、花旦为便装俊扮上台,闹得舞台上乌烟瘴气。


在天蟾,我们从前排过《七擒孟获》 ,时慧宝的孔明,小翠花的祝融夫人,冯子和的杨夫人,常春恒的马岱,何月山的赵云,盖叫天的孟获。这次我们又排演这出戏,由潘月樵演孔明、赵鸿林演孟获、我的杨夫人、刘小衡的祝融夫人,何月山、常春恒照旧不动。1922 年5 月,天蟾舞台归顾竹轩接管.许少卿接梅先生唱40天。这40天中,我们原班到杭州西湖边上的凤舞台演出,也以《狸猫换太子》为主。40天后回天蟾,连续演《狸猫换太子》。演到第七本,一年的合同又满了。唱来唱去,情节不免散漫、杂凑,演起来枯燥无味,我已不感兴趣,因此坚决离开天蟾。




13

东北的两年半


1923 年夏天,我辞了上海天蟾舞台,回北京看望双亲,然后和我的学生何景立先送行头到哈尔滨新舞台演出。哈尔滨新舞台的管事见何景立年轻好看,就先让他演了几场,唱得很红。我又高又瘦,相貌不扬。不相信我是何景立的师父,并疑我是否能唱红。戏园在我们去之前先停锣半月,装修一新.以示郑重。他们从烟台邀来两位女演员。该地的习惯是,大梁不邀男角,但配角和场面都得齐整。当时武生高雪樵也在那儿,他扮相、武功均好,只是嗓子差些。女演员包银三百,破例给我一干多。我的住处跟后台挨着,每次都是先在住处扮好了再上后台,后台的人.包括老板在内,一见了我,都说眼前一亮,不相信这是我。


打炮戏头天是《天女散花》 ,二天《贵妃醉酒》,三天《嫦娥奔月》 ,都是按梅派路子唱的。我过去看过梅先生原排,在日本又看过不少次他的演出。以后请教了些人,又好好地描摩,在上海也演出多次,取得了一些经验,到东北以后把梅派戏作为打炮戏演出。头场天女唱二黄慢板,用低调唱,平稳过去;二场“云路” ,未场“散花”.当地人从未见过,叫好之声简直要震坍屋顶,我就这样建立起了声誉。第四天是二位女演员打炮,我倒第二唱《穆天王》 。以后我排《天河配》时,这二位坤角扮宫女,我们相处得不错。这时同台演出的有黄派文武老生马德成。


这一期唱完,我们组成了三十余人的小剧团,转到华乐戏院演出。次年(1924 )到长春、奉天(今沈阳)、大连、天津等地演出。在天津演出于河东的东天仙戏院,演唱不久,近中秋,直奉之战起,市面乱得很,小剧团困在旅馆里,不能演出,也不给包银,在这种情况下,吃、住成了大间题,我把行头都当了,还是不能维持生活。到冬天,一同工作的伙伴们都散了,剩下我只身一人.只得把所有的空衣箱搬到当铺,当了七元钱.坐上胶皮车(即人力车),黯然消魂地离开了天津。此时北京的房子已退掉了,我只好和父母妻子回到了家乡。岁暮,上海有人来,约我过年去南通演出并留下定钱。于是我到天津去,把行头、空箱都赎了出来.于年底赶到了南通。


14

再到南方


我25 岁时第二次去南通,与以前情况大不相同。我这次纯粹以演员的身份,于正月初一日出演于更俗剧场,原来的主办者实业家已去世了。唱了一个月,又到松江、杭州和金山等地演出约一年。所演的戏和在东北等地差不多,新戏、老戏都演。每到一个地方,总能得到相当好的评价,但自己感到在艺术上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在演技上,加深了一些体会。 以后,又搭入上海闸北开封路的春华舞台,同台有周信芳、小杨月楼、杜文林、王灵珠、郑法祥等。《汉刘邦》是信芳、小杨月楼和我合演的。在春华演了三个月,转入丹佳第一台。《卞梁图》 是我与赵君玉合演的,唱了一个多月。端阳前后.我应邀去汉口,此时爱国花园已改为老圃。汉口号称热城,所以白天无戏,夜戏7时开锣,到11 时。在这里我唱头牌,但要唱双出。星期一至星期五连演五天,星期六、日两天不演戏,开放夜花园。演出营业很好,约演了两个月,蒋介石北伐,营业大跌,我又回到上海。 我临离开汉口时,王大爷(瑶卿)已带幼卿,跟言菊朋到上海老共舞台演八本《雁门关》。于是我托付结义的二哥苗胜春.代我尽力招待他们。此时我已有拜王瑶卿为师的意愿。

 


【西皮导板】

叹薄命空把那女儿抚养

【西皮原板】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膛 众喽兵忙带路山头而往

【西皮摇板】

怒冲冲等候了负义的儿郎


(白)啐,胆大的畜生,想我家何等恩待于你,竟自狠心抛撇而去,从今便是天南地北永绝人情,况我家身为绿林,旧日的规矩岂能再留汝之性命,今日无情便知将来无义,不如一枪将尔刺死,以绝我之所望也。


【西皮散板】

小奴才盟誓愿我心才放 倒叫我左右难无有主张

 

(白)啊,卢郎,你乃是我门娇客,此番要回家探母,也是你为人子之道,只是这小婢子你、你、你、你也忒意的狠心了啊!为娘三载哺乳成人,与儿招赘夫婿,既要与他同行,就该禀明为娘知道;既不说明,唉!倒也罢了,不该在婆婆面前花言巧语,儿只顾夫妻情重,你来看,把为娘养育之恩你就置之度外了。

【西皮散板】

养育恩反成了冤孽魔障 母女情变成了狭路的豺狼

倒不如我一枪要儿命丧 也免得生离别一家惨伤

15

半年的灾难


 秋天,在上海接到父死的噩耗,奔到家乡去发丧。我在南通时,曾在育婴堂抱领了一个孩子,他有眼病,我也被传染了,加上丧父痛哭,眼病更为严重。葬父后回到北京,住在别人家里,请郭仲衡医治.但未能好转(郭仲衡名权,是有名的老生票友,他原是眼科医生),遂又回到乡下。农村有个老妇说我是“箍眼”,也就是外障,她说可以用针挑治愈。我怕针而不肯,她假说可用麦穗尾扫一下,我就同意她试治。其实她是拿缝衣的针挑去眼翁,用做活儿的剪刀铰去像鸟舌一样的东西,两眼都是这样做的,倒也不觉疼痛。于是双目就复明了,外表既不见什么痕迹,视力也不受影响。我要感谢这位农妇意想不到地治好了我的眼病。记得梅先生说.他幼年因为体质差,稍微带近视,眼皮下垂,迎风还要流泪,眼珠转动也不灵。不想因为驯鸽而把眼睛练好;又因舞动长竹杆来指挥鸽子,把臂力也练大了。我的治好眼病与梅先生的练好眼睛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眼病好了以后,立即回到上海,不料又被伤寒病所困,从10月到过年,闹了三个月。那时我住在陆家观音堂的房子里。病中听说演员刘汉臣、高三奎被天津军阀褚玉璞枪毙了。刘汉臣是冤枉的,他是净角刘坤荣的弟弟。我为什么要提起他们,因为丑角刘文美,后改旦角,是我教的,他是刘汉臣的弟弟。后来刘坤荣的女儿刘韵兰曾贴“小芙蓉草”艺名,即是刘文美所教.可说是我的再传徒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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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深造


27 岁那年,我病好以后,和白玉昆、赵君玉到北京第一舞台演出海派本戏。此时有机会多向王大爷请教,获益良多。我演时装本戏《枪毙阎瑞生》,红了两个多月。白玉昆、赵君玉回上海,坚决邀我同行。我权衡轻重:上海有优厚的收入和很好的生活条件;北京有王大爷那祥迷人的艺术,对我有极大的诱感力。为了长久之计,我还是选择了后者,留在北京王大爷身边学戏。这年七月是闰月,梅先生唱了两次《天河配》,每次各唱三天,这二个月我参加了演出,得了六天的包银。《天河配》 是陈德霖老夫子给排的。头场群歌群舞,七个人唱昆曲,用的是《思凡》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的曲子,走云步下场。这个云步,我原先学的是两足一顺走的,老夫子指出须走正反人字,方能不扭屁股,这是我演这出戏的一个大收获。

     

17

由主角而至配角


程继仙于连泉赵桐珊《得意缘》剧照


28 岁那年,有很多班子来约我.有约唱正戏的,也有约挎刀的。因为我挎刀的时候多,所以我自己的文武场面的伙计们,也就随即散去。公方场面见我私房场面没有了,就干方百计地要挟我,给我添了不少别扭。这年秋天.我曾搭了马连良的春福社。冬天,应邀去济南唱军阀张宗昌的堂会,张不肯多给钱,再经层层的剥皮,到我们手里,就没有多少钱了。1928 年冬天,我与言菊朋到天津中原公司演出,这个戏院在五楼,下面全是商场。唱到年底,菊朋合同期满回去了,我被留了下来。第二年新春,又演了一个月。随后在天津升平、大罗天等戏院连续唱到9月。这年腊月二十三日,我的养子因患猩红热死去。我于大年除夕回京,家中没让我知道此事。王大爷到车站来接我,先住在马神庙他的家中,免得我回家触景生情,足见他老人家爱我的深情。


回到天津我来到中原公司的后台。那时中原邀京角,一星期只唱四、五、六、日四天,这天正是荀慧生演到末天。他见了我分外亲热,因为何雅秋死了,他正缺个贴旦,便很诚恳地邀我回京合作,并且以幼年三乐科班同学时的感情来说服我。他还问我天津亏空多少,我说只缺数十元.荀当即给了我50 元,实际我欠人2000 元。次日,我同荀回到北京,参加了慧生的班子并成为荀班(四大金刚)之一,即金仲仁、马富禄、张春彦和我。荀每星期只唱二天,这时陈墨香为荀编剧,所以荀的新戏很多。这样,我在慧生班中唱了两年多。


18

.演《雁门关》


王瑶卿《雁门关》剧照


30岁时(1930年),王大爷把他的绝活《雁门关》传给了我,并把他亲笔抄的剧本也送给了找。这样的厚爱.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年,我正傍章遏云演出。王大爷要排《雁门关》老戏。他那时正好四十多岁,演出萧太后,神情和表白都很适中。我想请王大爷主演,我好得到一个观摩的机会。不料王大爷叫管事赵世兴来对我说.他决定不唱了.别给他留着了。如我不去学,诸如香就要去学,他不好拒绝,反而为难。于是我就向他学了这出戏。长时期来我在舞台上演出萧太后一角博得了声誉,这全靠恩师王大爷的栽培。后来我和黄桂秋、王玉善、李玉茹等也配过戏。此后,天津、青岛、上海各地只要邀来京角,都来约我配演,尽“绿叶”的能事。

      

19

 长留上海


36岁(1936)开春.我随章遏云去上海黄金戏院演出,老生是高庆奎,这时高的嗓子已塌中,这是他最末一次演出.武生是他儿子高盛麟,我这中间因母亲死去,回北京18天。这年5月1 日金廷荪接办黄金戏院(原来的老板是黄金荣),接来马连良、张君秋等,把我留下,订了长期合同,于是我一直在上海作为硬里子贴旦,直到解放。 上海戏剧学校开办,我曾义务教课。以后又当了中华戏剧学校的教务主任。不管是北京的还是上海的旦角,无论男女,凡来向我虚心求救的,我无不乐于指点。张淑娴、沈元豫(票友)二人得我传授最多,但沈不大演出,无所表现,使我徒费心力。


七七事变之后,火车上的红、黑帽子狐假虎威,处处与演员为难,他们任意毁坏行头,撅翎子。演员常常挨打、受侮辱。例如他们要金少山喊“哇呀呀”,叫小翠花“走浪步”,叫姜妙香笑三声,围打程砚秋等。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伶界不再南来北往。我也惮于北行,失掉了再向王大爷学习的机会,只能靠通信相互问好,谈些家务。1945 年抗战胜利了,交通仍未恢复,还是不能北去。


1947年,曾心斋(向苏少卿学过老生)、金少刚(陈道安、杭子和之徒)、何时希三位票友办起了和鸣社票房,业务十分兴旺,社长是陈彦衡的学生慧海和尚。内外行都去那儿玩。打鼓的有杭子和、魏希云.净行有李克昌,丑行有苗胜春,武生有瑞德宝、杨瑞亭,胡琴有杨宝忠、赵济羹.顾问是梅先生、盖叫天、马连良、黄桂秋等。我和姜妙香尤为热心,每周必到,成为忠实的社员。票友中有名的有程君谋、苏少卿、徐慕云、孙钧卿等,他们也是社员。和鸣社大家都称之为上海的春阳友会。春阳友会的创办人樊棣生在和鸣社打鼓、弹月琴、吹唢呐。


赵桐珊梅兰芳马连良《四郎探母》剧照


这个票房曾多次为上海梨园公会义演。我曾陪时希唱过两次《岳家庄》(我饰岳夫人)和一次《监酒令》(我饰吕太后)。其它义演的戏有:姜妙香、张荣奎的《九龙山》 ,张荣奎的《独木关》 ,我和时希的《能仁寺》 ,姜妙香和黄桂秋的《奇双会》(我饰保童),妙香和我在《探母》 中曾配过太后和宗保。李克昌也配过时希演的《辕门射戟》 里的纪灵、《岳家庄》里的牛皋。时希唱《叫关》时,李克昌打鼓,我打大锣,那天大轴是马连良、袁世海的《除三害》。在这些演出里,我还学会了一出《银空山》,那是陈德霖老夫子的一出绝活。事实上老夫子还有几出好戏,如《双思凡》,在这出戏里他的左边尼姑,一切身段都是反的,难度很大。此外这一时期我们还成立了练功房,发起人有瑞德宝、杨瑞亭、苗胜春、姜妙香和我,是时希主办的。那是个大伏天,我们都勒头、穿靴、扎大靠,认真地练。通过练功,把旧功也捡回来了。有次在黄金戏院,妙香和我演《穆柯寨》,脚步飞快,快枪、枪架子轻松利落,大家都称赞我们一点也不老,这是练功所得的益处。


有幸的是在一次练功时,我遇见了朱兰春女士(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过去我曾欣赏过她的唱工和嗓子,后来她跟瑞德宝先生学《战太平》 《定军山》 《阳平关》 时,我出于爱才,和苗二爷给她配过下手,从而增进了感情,我俩终于结了婚。婚后她为我生下一男一女。

      

20

演员生涯的最后几年


1949 年,我与朱兰春到苏州演出。1950 年.与李玉茹到江西、长沙、汉口演出;1951 年与王玉蓉在上海演出。程砚秋在上海大舞台重排《荒山泪》 时,我与李丹林在前场唱《樊江关》《得意缘》 等戏。这年冬,我应上海华东戏校之聘兼课教学。1952 年,该校解散.同年我调到东北戏校任教。冬时,因气候不利,旧疾气喘复发,我便回到南京休养。此前,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周信芳赴朝鲜慰问回国.在东北演出几场,我带病陪马、周唱了《群英会》,我演周瑜。


 1954 年4 月,在我正要回东北的时候,周信芳从无锡打来长途电话,要求我陪他演《四进士》 里的万氏,于是又在无锡逗留了一周,唱了三场。回到东北时已经5月1日。这时东北行政区撤销,东北戏校改为沈阳分校。1955年9月份,沈阳分校全部并入北京总校,于是我就结束了表演以及教学的生涯。(何时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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