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后，郎朗的自传出版，母亲才知道那次父子间的冲突。在发布会上她说：“郎国任你太狠了。”有记者问郎朗父亲后悔吗，他没有说话。
为陪郎朗,我辞掉了那份好工作
郎朗出生后，不到一岁就能哼出调，最爱哼《大海啊我的故乡》，然后两岁半的时候，看完猫和老鼠，自己跑到钢琴上把刚才的主旋律弹出来了。这两件事，让我意识到儿子有比自己更出色的音乐天分，下定决心让郎朗学琴，把自己没实现的理想实现出来。
郎朗一开始由我自己教钢琴，直到觉得该找个老师了。这时候有人推荐了朱雅芬教授。后来朱雅芬教了郎朗一段时间，觉得郎朗应该去北京发展，应该考央音附小，他呆在沈阳是种浪费。于是我决定带着九岁的郎朗去北京。我那时候在当特警，本来寄希望于工作调动，但这个职业实在不好安排去北京。于是我决定直接辞职，带郎朗去北京学习考试。
新老师竟然看不上郎朗
郎朗和我两人闯荡北京求学，租的是一个朋友的一居室，一个环境很差的公寓楼。开始的那年特别艰难，为了孩子学琴并未找工作，花费全靠以前的积蓄和母亲在东北的工资，我们来北京是为了去中国最好的音乐小学—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学。郎朗在北京的第一个老师，是朱雅芬教授推荐的央音教授。
他对郎朗好像总是不满意。那一阶段，我们相当纠结。我和郎朗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让老师满意，可是，我们的努力似乎没有达到效果。老师对郎朗弹琴总是不满意，并且说我们是“土豆的脑袋、武士道精神、。
那些日子，我们经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时刻都担心老师不教我们了。所以每天只能更加努力、用心地练琴。那些日子，我们没日没夜地练，仔细分析老师的意图，回家反复听上课录音，直练到我们认为完完全全达到老师的要求为止，甚至超前了，结果还是遭到了老师的一顿责骂。这样学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有一天这老师终于把郎朗扫地出门了。
直到后来，我和郎朗才知道，问题是没给老师红包。那时候央音老师手下，能考上央音的学生是有名额限制的。她们最讨厌的是郎朗这种有才华没钱的，去考试，肯定能考上，占用老师名额，还不给钱，这老师巴不得郎朗放弃直接走掉，可是郎朗听了半年责骂都没放弃，最后这老师只能直接明说，把郎朗扫地出门了。
郎朗说：“我才不回沈阳呢！”
这一天，放学后，郎朗没有按照往常的时间回家，我站在11楼的阳台往下看。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站在阳台上往下看，郎朗总是非常准时地出现在我视线中，放学后他从来不瞎玩。
可是今天他没有准时出现。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没回来。两个小时了，我心里越来越焦躁不安，心想这孩子干什么去了？在这节骨眼儿上居然还有心思去玩，还玩这么久不回家？太不争气了！我完全失去了冷静，所有的苦难和耻辱都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发酵了。拒绝教我们的那个老师的尖刻话语也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什么“土豆的脑袋、武士道精神、，当我看见郎朗的身影终于出现的时候，一阵暴怒冒了上来。郎朗一阵小跑回到家里，看到我的脸色，他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第一句话：“你回沈阳吧。”
他说：“我才不回去呢！”
我第二句话：“好，吃药，还是跳楼？选择吧。你吃完了，我也跳楼，沈阳我也不回！”他看了看我，然后说吃药。
我当时脑子里已经一片糨糊，不知道在想什么，递给他一板叫“交叉霉素”的消炎药。虽然不是毒药，但这一板都吃下去，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郎朗接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再说，正准备吃，这一刹那，我昏乱暴怒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太残忍了！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不能收回来，我只能背过身去，只是用余光盯着儿子拿药的手。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孩子的生命本能，巨大的求生欲望爆发了。郎朗像一头小豹子似的朝我扑了过来，一边打我的肚皮，一边嘶声大喊道：“我没有错！我伴奏去了，我为什么要吃药？我不吃！我就不吃！”
此时此刻，我狂乱的大脑清醒过来了，仿佛才明白过来刚才我做了什么。我让郎朗去死，让我生命中最最珍贵、比世上一切的一切、比我自己的生命都要珍贵的孩子去死，我这是在干什么啊！难道我是被老师逼疯了吗？
眼泪涌上了眼眶，我不愿意让郎朗看见，便赶紧背过身去。喉头哽咽着，但我忍住了，没有让眼泪流下来。我不能让郎朗看见我流泪，从来没有过。我要在郎朗面前永远做一个刚强威严的父亲。这个形象，从我最初开始训练郎朗的时候就树立了，那时他还那么小，两岁多，我就有意识地保持这个形象了。在训练他的时候，我永远是那么严肃甚至严峻，永远刚强有力。这样，在他需要我给他力量的时候，永远有个强有力的父亲在身边，或者身后，这会给他精神上巨大的支持和无往不胜的信念。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父子，我们像一个人一样，我们总是在一起，我们父子同心合力，我们将战胜一切困难，去赢得胜利。
后来随着朱雅芬老师推荐的第二位老师赵屏国接受了郎朗，郎朗的备考生活又走向了正常，最终考取了第一名，进入了央音附小。
我和郎朗一起学琴
在学琴上，郎朗总是“吃不饱”。进了中央音乐学院以后，他飞快地进步着。赵老师很爱护郎朗，总是给他“吃小灶”，把郎朗的课时安排到最后，这样可以增加上课时间。对郎朗，赵老师格外看重和喜爱。
但是，我也明白：我的儿子，不是普通的钢琴学生，他的吸收能力也不同于普通的学生，他需要更多的营养。我必须不断地给他加量，再加量。
所以，我既听赵老师给郎朗上课，又千方百计到处听别人上课。为了能多听一点，我像个间谍似的，想尽了一切办法。有时候，我拿个扫帚，有人来了，就假装在走廊里扫地，人一走，就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里面的大师上课。有时候趴在窗户外面听，下雨了，就穿着雨衣，在雨中听。其他家长只是上专业课才会来学校，我有没有专业课都会来，天天来。我给郎朗收集一切有用的资料，尤其是郎朗正在弹的曲子，我一定想方设法给他收集不同大师演奏的版本，如果学校能借到就在学校借，学校没有的在张晋老师那里总是能找到。我给他录下大量大师的曲子，回家我们一起听，一起分析研究。
虽然我对弹钢琴是一张白纸，但我始终陪着郎朗在一起学琴，一起听课，一起探讨，受益匪浅。最后他毕业了，我也算跟着毕业了。
我始终觉得，我不仅是郎朗的父亲，还是个教练，是个“伙伴”。所以必须跟他一块儿学习研究，我们父子俩一块儿打，形成一股合力，两个人的智慧和灵感加在一起，自然要比一个人强，效率更高，孩子学起来也更有兴趣和劲头，结果自然不一样了。
郎朗奇迹
1997年，郎国任跟随郎朗一同来到美国，郎朗获得美国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优厚的奖学金，跟随学院院长、著名钢琴家加里·格拉夫曼学习。在美国郎朗的琴艺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出色的琴艺使郎朗获得众多音乐界人士的青睐和好评。
短短3个月之后，郎朗就与国际著名的IMG演出经纪公司签约，从此走上职业演奏家之路。1998年，他与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他个人的美国首场音乐会。
就像很多电影或者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1999年8月，郎朗抓住了一次戏剧性的重要机会。在拉维尼亚音乐节上，独奏钢琴家安德烈·瓦兹突然生病，郎朗顶替他登场，与克里斯托弗.埃申巴赫棒下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谁也没有想到，这个17岁的中国少年的手指下，竟能流淌出那样富于想像力的激情。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芝加哥评论界的溢美之词使郎朗在美国一举成名，他在大洋彼岸掀起一阵“郎朗旋风”。
他与美国顶级的克利夫兰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合作大获成功，著名唱片厂牌泰拉克为其出版了个人专辑。在美国唱片排行榜上，郎朗录制的CD排名第4位。他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竟能拿下30首协奏曲。特别令人惊叹的是，郎朗仅用一个礼拜，居然弹下来了6首协奏曲，院长格拉夫曼惊呼郎朗创造了奇迹。
后来，郎爸的反思
11岁那一年，郎朗考取了央音附小。学校选了5个孩子参加德国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郎朗不在其中。郎国任借钱替郎朗缴了路费。最终，郎朗拿了这届比赛的金奖。
宣读到郎朗时，郎国任在远处的看台上哭了，有人告诉了郎朗你父亲哭了，郎朗还不相信：“我爸爸才没有哭的能力。”
很久以后，郎朗的自传出版，母亲才知道那次父子间的冲突。在发布会上她说：“郎国任你太狠了。”有记者问郎朗父亲后悔吗，他没有说话。
后来，在公众面前，郎朗爸说：“要因材施教，希望大家不要盲目学郎朗。”在指点小琴童的技艺时，郎国任总保持着一个谦逊的态度，小心翼翼的评论，很少打击，生怕伤害到孩子心灵的感觉，是一个和蔼的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