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全文(下)

湘军旗湖湘文化2021-04-04 11:41:12


《毛泽东自传》是毛泽东于1937年亲自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口述并亲自修改的生平记录,是中国革命史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献,也是唯一以自传形式出版的中共领袖传记,可谓"中国第一自传"。曾在解放前的"国统区"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发行,具有很高的史料和珍藏价值。书中记述了毛泽东同志从诞生至革命早期的人生历程和思想脉络。

作者:(美)斯诺 笔录,汪衡 、丁晓平 校


第三章  揭开红史的第一页

一九二0年夏,我赴沪参加会议,共产党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42)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灿烂的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历史的上海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一共十二人。是年十月,共产党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在其他省县中也有组织成立……(43)同时,在法国,许多工读生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组织几乎同时成立……在德国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不过较迟,党员中有朱德。在莫斯科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44)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公务人员、印刷工人及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工会,当时我是支部的书记。是冬,猛烈的劳工运动开始。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学生和工人之间,在农民中的工作极少。多数大矿山和全部学生实际上都已组织起来。在学生和工人的战线上都有许多斗争。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赵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工人领袖(一个叫黄爱,一个叫庞人铨),结果引起了一个广大的激动,开始反对他。在这两个被杀的工人中,有一个是右翼劳工运动的领袖(即黄爱)。右翼运动的基础是工业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反对我们的。不过在这一次和许多次其他的斗争中,我们援助它。在工会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相当势力,当时各工会已经组织到“全湘劳工组合”[湖南全省劳工会]里面。可是,我们和他们妥协,并且用协议的方法阻止了他们许多次鲁莽而无用的举动。(45)

我被派到上海来帮助组织反赵运动。是冬(一九二二年)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议。我心中想去参加,可是我忘掉开会地点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参加的机会。我回转湖南,并竭力推动工会的工作。是年春,发生许多次罢工,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待遇,和争取工会的承认。多数罢工都是胜利的。五月一日湖南发动了一次总罢工,这件事指出了中国劳工运动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广州召开的,通过了那历史的决议案: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并组织联合战线以反对北洋军阀。我跑到上海去,并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广州去,并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三月间回沪,将我在共产党执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中的工作合并起来。当时部中还有的几个人,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调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步骤。是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现在叫伐西里·布留契尔将军,任苏维埃远东红军总司令之职)担任顾问,还有其他从苏联来的苏维埃顾问。国共的合作开始采取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是年冬,我回湖南休养——在上海时,我生了病。可是回到湖南后,我组成了本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核心。

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以后,和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成十分地活动了。我利用我所休养的家庭,发动一个农村组织运动,在仅仅几个月内,我们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农民协会,同时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将我逮捕。赵省长派兵来抓我,我逃到广州。到达广州时,黄埔学生刚打败了两个著名的军阀(46),全城和国民党都充满了乐观的空气。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先生被任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周刊》的主编,这是一个国民党的刊物,后来曾极力攻击国民党右翼。我同时又成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负责人,并开了一个训练班来训练他们。听讲的有二十一个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在我到广州后不久,我成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部长。

我写作越来越多了,同时在共产党农民工作中负有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在组织湖南农民的工作中所得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中国社会各阶层(级)的分析》,另一本叫《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在第一本小册中,我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和积极地组织农民,陈独秀反对这个意见,并拒绝以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名义出版。后来,它在广州的《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至于第二本书则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这时我开始不满意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渐渐远离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最高峰。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六年春,在国民党左右翼和解而国共也重行合作以后,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国民党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开第二次大会。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的农民部,并被派到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合作之下,于一九二六年秋开始这历史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五个县份(47)的农民组织和政治状况,并作就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次春初旬,当我抵武汉时,那里正在举行各省农民代表会议,我就去参加并讨论建议我的主张,即实行广泛的土地分配。大会决议把我的建议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但党中央将它否决了。

当第五次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召开时,党还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顾一切地反对,还是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当时我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今日之下,我想假若当时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作反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现在的情势就要大大地不同了。中国苏维埃的势力必定较现在大为强盛。

可是陈独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见解。他不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并将当时农民的前途估计过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机前夜所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不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策。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为陈独秀所把持,拒绝将它提出考虑。大会将“地主”定为拥有五百亩以上的人——要在这种基础上发展阶级斗争,是全然不适合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中国土地经济的特质——这样就撇开了土地问题。不过,在大会过后,一个“全中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48)。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农民运动在湖北、江西、福建,尤其是湖南,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军事力量,虽然共产党的态度对它很冷淡。高级官吏和军事长官开始要求镇压它,说农民协会是“流氓协会”(49),它的行动和它的要求都是非分的。陈独秀将我调开湖南,因为那里发生了几桩事件,他要我负责,并且猛烈反对我的观念。

四月间,南京和上海开始了反共的运动。在广州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一次暴动,有几十个农人和工人被杀。此后不久国共就分裂了。

许多共产党领袖现在都奉命离开武汉,到苏联或上海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到四川,我请求陈独秀派我到湖南去,任省委员会的书记,但是十天之后,陈命我速回,责备我组织一个反对当时统治湖南的人的运动。(50)党里的事务现在是一塌糊涂了。几乎每个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国共合作的解体不久也使他没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与朱德合作,领导了历史的“南昌暴动”(51),并组成了后来变成红军的第一个部队。一星期后,八月七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罢免陈独秀书记之职。自一九二四年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大会起,我一直是党的政治局中的人员,并促成了这次决议(罢免陈独秀)。党采取了一个新路线,放弃所有合作的希望。开始了长久的公开的争夺政权的斗争。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一个运动,就是后来叫做“秋收暴动”(52)的。我在那里的计划是要实现五点:共产党省党部完全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农工革命军;没收大中小地主的财产;脱离国民党,在湖南建立共产党政权;组织苏维埃。当时第五点为共产国际所反对,直到后来才进展成为一个口号。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农民协会,我已经组成一个普遍的暴动,并成立农工军第一队。我的部队有三个主要的来源——农民本身,安源的矿工和国民党中叛变的军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队叫做“第一农工军第一师”(53),是经过省委员会批准后组织起来的。但是湖南省委会的和我部队的总纲领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好像只采取一种观望的政策并未作切实的反对。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码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和我很要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随着第一师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敌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武汉军校的学生成了它的指挥员,不过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54)不久,他就弃职加入国民党。现在他在蒋介石先生手下,供职南京。

这个小小的军队,领导着农民暴动,向湘南移动。它冲破了成千成万军队,作了许多次战争,吃了许多次败仗。当时的军纪很坏,政治训练的水准很低,而官兵中有许多动摇分子,所以“开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届司令逃走后,军队改组,剩下来的队伍约有一团人,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后来他(55)也叛变了。但是在最初的团体中有许多人还是忠诚到底,到今天还在军队中。(56)当这一小队人最后爬上井冈山(一个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为盗匪盘据)时,军队的数目只有一千左右了。

因为“秋收暴动”(57)的计划没有被中央委员会批准,又因为部队受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从城市的观点看来这个运动好像一定要失败的,现在中央委员会坚决地排斥我了。将我从政治局和前敌委员会中革出。湖南的省委会也攻击我,称我们为“劫掠运动”(58)。可是我们依然带着我们的军队,留在井冈山上,一面确切觉得我们在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新的兵士添加进来,这一师又补充起来了。我成为它的司令。

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师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苏维埃,成立于茶陵,在江西、湖南省边境上,同时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也选举出来。(59)在这个苏维埃,及以后几年中,我们依据了迟缓但是有规律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纲领,伴随着一个温和的政策。这使井冈山备受党中央“盲动主义者”谴责,他们要实施一个恐怖政策,劫掠和杀戮地主并焚烧他们的财产以摧毁他们的胆量。第一师的前敌党委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于是被一般盲动者戴上了“改良主义者”的帽子。我备受他们的攻击,因为不实行一个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人(60)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上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力量合并起来了。我们共同拟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六县的苏维埃区,我们要稳定和加强湘赣粤三省接境区域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到更广大的区域中去。这种策略与党中央办法相反,他们有着迅速扩展的妄想。在军队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与两种倾向搏斗:第一,要想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以为是“冒险主义”;第二,要想退到广东省境之南,这我们以为是“退却主义”。当时我们的见解,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权和建立苏维埃政体。我们要武装群众以加速这种过程。我们的政策要实现自由贸易和善遇被俘的敌军,一句话,就是民主的中庸。

一九二八年秋,一个代表会议在井冈山召开,到会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代表。当时各苏区的党员对于上述的政策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这种异点彻底地消除了。一小部分人以为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数人信仰这个政策,因此,党决议提出,宣布苏维埃运动一定会胜利的时候,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不过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运动批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当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决议录的报告到达井冈山时,才得到批准。

关于在那个会上所采取的新路线,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袖和在乡村中从事苏维埃运动的领袖间的争点完全消除,而党的调和与一致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综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经验,南昌、广州和秋收暴动的经验,决定应该强调土地革命运动。这时,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部分出现,贺龙在西面,徐海东在东面,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农工红军。同时,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邻近福建的江西省东北境上,也发动了一个运动,后来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有一些红军部队都跑到海陆丰去,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但因为它信奉盲动主义,很快地就被破坏了。一部分部队从那个区域里出来,与朱德和我取得联络。(61)

当我们在井冈山上“对冒险主义斗争”的时期中,我们击败了两次军队夺山的企图。井冈山证明了是我们所建立的这一种流动部队的绝好根据地。那里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并出产足够的收成来供给一个小小的部队。它的周围有五百里,直径约八十里。在当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叫“大小五镇”(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个山)(62)。

山上的情况,因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变得十分恶劣了,军队没有冬季制服,食粮也极度稀少。有几个月,我们简直靠南瓜过日子,士兵们喊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尽南瓜!”——因为在士兵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怀在井冈山,我和朱德冲破了军队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在这个久经战阵的山上所造的第一个居留地就算是终结了。

现在红军开始在江西一带作战,并且顺利地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在闽西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并和当地的红军联合起来。我们分出军力,继续占领三县并建立了苏维埃。因为在红军到达之先,那里已经有了武装的群众运动,这样,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且使我们能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很快地加强了苏维埃政权。

附注:

(42)这里明显有误。《西行漫记》记载为:"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43)据《西行漫记》载,当时其他党中央组织有:上海的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李达和李森;湖北的董必武、许白昊、施洋;陕西的高崇裕;北京的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广州的林伯渠、彭湃;山东的王尽美和邓恩铭等。

(44)据《西行漫记》载:在法国,党的创始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向警予、罗迈和蔡和森;在德国,有朱德、高语罕和张申府;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45)此段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46)这两个军阀即云南的杨希闵和广西的刘震寰。新版编者注。

(47)这五个县即:长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乡。新版编者注。

(48)在《西行漫记》中,"第一任主席"译为"第一任会长"。

(49)"流氓协会"在《西行漫记》中译为"痞子会"。

(50)在《西行漫记》中,此处为:"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51)即南昌起义。编者注。

(52)即秋收起义。编者注。

(53)这个军队在《西行漫记》中称做"工农第一军第一师"。

(54)《西行漫记》中,这个"前敌委员会的主席"译作"前敌委员会书记",而那个"武汉军校的学生"名叫余洒度。

(55)此人叫陈浩。编者注。

(56)例如:罗荣桓、杨立三等将领。编者注。

(57)即秋收起义。编者注。

(58)《西行漫记》译为"枪杆子运动"。编者注。

(59)据《西行漫记》载,这个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杜修经"。

(60)据《西行漫记》载:这两个人就是王佐和袁文才。王、袁都被任为团长,毛泽东任军长。

(61)据《西行漫记》载:江西的运动是由方志敏和邵式平领导的;海陆丰的运动是彭湃领导的。"广州暴动"即"广州起义"。编者注。

(62)"大小五镇"在《西行漫记》中称做"大小五井","五井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编者注。


第四章  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

  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都开始有进步了,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个弱点,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等。还有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就是“流氓性”(63)——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物。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并且随意反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

许多这些弱点,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的一个会议召开后,都一一克服了。会议中讨论了各种改进的思想,消除许多误解,并采用新计划,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为党中“托派”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个运动的力量。这时我们展开了对“托派”的猛烈斗争,好几人被剥夺了他们在党中和军队中的职位。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导红军陷入艰难的地位,企图毁坏红军;在几次败仗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并且在这个会议后它们就失势了。(64)

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次年,赣南全部掌握于红军手中。一九三○年二月七日,一个重要的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到会的有党政军的地方代表。会中,土地政策经过长时期的辩论,而对“机会主义”(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斗争是克服了。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加速苏维埃的建立。当时,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在大会上,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兴国。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

渐渐地,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军纪加严,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即:服从命令;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在一九二九年的会议后,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条之外,另加了八条规则:

一、当你离开一个人家,将一切门板(睡觉用)放到原处;

二、归还你所睡的草褥并将它卷好;

三、对老百姓要谦和并随时加以帮助;

四、归还一切借用的物品;

五、赔偿一切损坏的物件;

六、和农民以诚相待;

七、购买一切物品须付钱;

八、讲卫生,尤其是要在距离人家很远的地方设立厕所。(65)

这八点的施行,愈来愈见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规律,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当做它的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与敌人斗争;第二,武装群众;第三,捐钱帮助战争。

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不算,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些四个字一条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一般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一般苏维埃区的发展中,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不是那种不平衡的前进——以“飞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的前进。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所积聚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

一九二九年秋,红军移到赣北,攻击和占领了许多城市并击退敌军多次。当红军距南昌极近时,它突然折向西面进取长沙。在这次进军中,我们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彭已经占领过一次长沙,不过终因受强大优势敌人的包围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长沙的,此后,即在赣南一带活动,结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军队。一九三○年四月他在瑞金重与朱德和我会合,并在一个会议后,决定他应该在湘赣边区活动,而朱德和我则移到福建去。一九三○年六月,我们重新建立了联络。并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我们的军队都合并为第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我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了长沙城外。

这时,中国农工革命委员会已经组织起来,我被选为主席。当时红军在湖南的势力很广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传湖南农民之间,因为捕获到我有十万重赏,不论生死,被悬赏缉捕的还有朱德和其他共产党。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这个地租我在大革命时代曾用以组织湖南的农民运动),现在为政府没收了。我的妻妹被处决。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66)

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大为增高,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的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家乡时,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伐。假若树木被砍伐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先生索偿!

不过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了。大批援军开到,城中驻扎了大军,此外,在九月间,新的军队更源源开来攻击红军。在这次围攻中,只发生了一次主要的战争,此役我们消灭敌军两旅。不过,我们并没有能攻下长沙城,在几周后,我们就退回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帮助我们毁坏“李立三路线”,并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向武汉进攻,这是当时李所要求的。当时红军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开辟新的苏维埃区,尤其是巩固整个已经掌握在红军手中的区域的苏维埃政权,因为这一类计划,如进攻长沙等并非急务,而且含有机会主义的元素。不过,假如在第一次占领时只是作为暂时的举动,并不想守住这个城和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它的影响可以说是有益的。因为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大的。所谓错误是关于战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企图以长沙为根据地。

但李立三将当时红军的战斗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计过高,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国的政权。这种信仰更因受了当时的久长而疲竭的内战的鼓励,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护李立三。可是红军的意见以为: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苏维埃,只要内战(67)一停止;而且现在不适于艰险的“盲动主义”和冒险。

在湖南事件之后,红军回到江西,尤其是占领吉安之后,在军队中,“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错误已经证明,不久他更失去在党中的势力(李现在莫斯科“研究”)。不过,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68)。富田靠近吉安,是当时苏区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拥护,这次叛变很快也就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加强,坚决地镇压“李立三路线”。结果,以后的苏维埃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进展。

现在南京政府彻底感觉到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之大了,在一九三○年底开始对红军的第一次的围剿。国军总共有十万人,开始包围红苏区,分五路进犯,当时红军共动员两万人来对付这些军队。靠了巧妙地利用计策战术,我们冲破了第一次围剿,获得了绝大的胜利。依据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各个部队。让敌军深入苏维埃领土,然后以超越敌军的人数对与大军隔离的部队突然加以攻击,占据了优势的阵地,使我们可以暂时包围敌人,这样反转了数量上远占优势的敌军的战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我相信假若红军在这以前没有能得到以下三个条件,胜利是不可能的。三个条件是:在集中指挥下的我们力量的巩固;“李立三路线”的清算;党部对肃清红军及苏区中的“AB团”及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休息了只有四个月。第二次围剿开始了,由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做最高指挥。他的军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进攻苏区。一时苏区的情势好像很危险。因为苏维埃政权非常弱小,资源有限,而且国军的物力几乎各方面都远胜苏区。但红军仍就抱定了前此得胜的同一战略应付这一次进攻。让敌军的纵队深入苏区后,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敌军第七路[第二路],打败好几个团,并摧毁了它主要的进攻的力量。在我们攻击以后,马上接二连三地依次击败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一部分被击溃。在十四日之内红军作战七[六]次,行军八日,以决定的胜利结果这次战争。随着六路的溃崩或退却,第一路,蔡廷锴是指挥之一,没有大打就退了。(69)

三[一]个月后,以三个最有能力的指挥为辅,蒋介石先生率领三十万人作“赤区最后一次的清剿”。蒋企图以狂风骤雨的方法扫荡“赤匪”。他开始以每天八十里的行军进入苏维埃领土的心脏。这恰恰给予了红军所最擅长的战斗条件,它立即证明了这个战术的严重错误。以仅有三万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灿烂的战略,我们的部队,在五日之内攻击了五个不同的纵队。在第一战,红军俘获许多部队和大量军火、大炮和军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十月间蒋撤回他的军队。(70)

现在,红军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及成长的时期,很快地扩展起来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召开,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我为主席,朱德被选为红军总司令。同月,“宁都暴动”(71)发生,万余政府军叛变而加入红军……

现在,红军开始采取它自己的攻势,占领了好几个城市。从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长征西北为止,我个人的时间几乎全部限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军事指挥交给朱德和其他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围剿开始,也许是最艰险的一次。在第一战,敌军两师被缴械,两个师长及三万人被俘。另一师,当时最精锐的一师,接着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重伤。这些捷战证明了战略有着决定的作用,第四次围剿不久就结束了。(72)

到第五次——最后一次围剿,蒋动员了近百万的军队并采用了一个新的战略和战术。在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采用德国顾问的建议,开始利用封锁和堡垒制度了。到第五次围剿,他把全部信赖都放在这上面。用他的军队来实施严密的封锁和整个地包围苏区,他谨慎地推进。一面建造汽车路、堡垒和壕沟,避免主力和红军接触,并且仅仅在堡垒的后面作战,只是完全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作短短的推进。

这时期,我们铸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的结果,和国军的采取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进行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在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移到西北去活动的决议。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跟着我们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军结成联合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抗战。

这个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对过去革命的所有成就加以检讨。会中我作了一个长报告,并且会中选出了今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体人员,如今日存在着的。不久长征的准备开始了,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着手的,恰在发动第五次围剿一年之后。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过许许多多困难,跨越几个最高最险的山道,经过凶恶土番所居的地方,经过无垠的草原,经过严寒和酷热,经过风雪和暴雨,背后面对着全部国军的一半的追击,经过所有这些天然的障碍,沿途并与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伟大的西北的根据地。

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干部中的人材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一个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邀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要想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国家,这种战线是必需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彻底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标,与党的红军的工作及目标相同,必须向这种成功做去

附注:

(63)这里的"流氓性",即指"流寇思想"。编者注。
(64)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编者注。
(65)此八条即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主要内容。序号为编者所加。
(66)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妹妹,还有其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以及他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其中妻子和妹妹被杀害。编者注。
(67)此处的"内战"是指"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编者注。 (68)据《西行漫记》载,"富田事变"的哗变者是第二十军的刘铁超。
(69)此段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70)此段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71)"宁都暴动",即宁都起义,是由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国民党二十八路军两万余人起义后参加红军,从而建立了五军团。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时牺牲,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军长。
(72)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先后歼灭了国民党第五十九师、第五十二师和第十一师。蒋介石当时曾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陈诚的总司令职务立即被解除。编者注。


 【编后:《毛泽东自传》出版的前前后后】

 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故事

在毛泽东诞辰108周年和逝世25周年前夕,尘封64载的传奇之书《毛泽东自传》,日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今年4月19日,一本1937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惊现于古城西安。10天之后当我从北京飞赴西安,看到这本尘封了64载的传奇之书的那一刻,我仍然按捺不住我这颗因激动而颤抖的心灵,它仿佛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圣者,给我讲述那穿越历史时空隧道的悠远而有神奇、神秘而有新鲜的故事。

《毛泽东自传》是一本十分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而在解放前的“国统区”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发行《毛泽东自传》非常罕见,这是因为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领袖的传略只能以别的书名或以“隐蔽”的方式出版。而且由潘汉年亲笔题写书名的也是第一次发现。

《毛泽东自传》是一本真实生动、自然亲切,又撼人心魄的好书,捧读它,就好象是在面对面地聆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没有做作,没有浮躁,没有功利,也没有传奇。这些故事有的平常得犹如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童年,有的意外得超乎我们的肤浅的想象,但读起来仍然是那么的从容而又漫不经心,宽容中又蕴藏着坚忍不拔,善良、英勇、顽强、自信、拼搏等等这些形容词,在毛泽东的故事面前已经黯然失色。

全书以第一人称口述,就好象是在讲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毛泽东其特殊的经历和磨难,在其述说中也变得平静如水,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是在聆听自己朋友的故事,真实可信,又风趣幽默。经过查阅考证各种文献资料,《毛泽东自传》出版的前前后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毛泽东为什么向一个外国人讲述自己的生平?

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1936年7月15日,他在宋庆龄先生和我地下党的帮助下,到达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西保安县(即志丹县)。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并与他进行了关于抗战形势的谈话,即本书附录中的《毛泽东论中日战争》。

同时毛泽东还建议斯诺到前线去看看。斯诺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对中国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把自己在陕甘宁边区所听、所看、所记的事情写了一系列通讯,首先在英美报刊发表,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而《毛泽东自传》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篇。

在此期间埃德加·斯诺给毛泽东列了一个关于毛泽东“个人历史”的问题表,请求毛泽东谈谈自己的革命经历。但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斯诺就非常着急,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斯诺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在当时,国民党多年来把红军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只知道烧杀抢掠,共产共妻,四处散布谣言迷惑人民大众。毛泽东仍不表态,斯诺就接着说:“外边还有许多关于你已经死去的传说,有人说你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说你是一个无知的农民,还有人说你是一个病得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强调说你是一个发狂的狂热分子。”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为了避谣,正人视听,纠正这类传说,以便有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再一次审阅了斯诺列的那些问题。最后毛泽东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我要的就是这个!”斯诺叫道,非常的高兴。毛泽东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世尽可能地告诉了这个外国记者。斯诺按照当时在场给毛泽东任英文翻译的吴黎平的口译,认真记录下来,写了《毛泽东自传》。斯诺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每次和毛泽东谈话时“全由一个留学生吴黎平任翻译。我的记录用英文写出后,交吴氏译为中文,然后让毛泽东加以修正。毛氏对于任何条文节目,都一定要求其详尽和精确。”而据吴黎平1979年所讲:“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而斯诺在写作时为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和妻子海伦·斯诺还有过争议,斯诺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为他的书做些摘要,他准备用第三人称把其中某些部分重新写一下,海伦惊呆了,当即提出异议“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海伦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心脏和脊梁,不能改动原材料,而应用毛泽东的原话,用第一人称才更完美。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因此,在《毛泽东自传》及以后的斯诺写毛泽东生平的作品中都用的是第一人称。

《毛泽东自传》当年是怎么出版的?

《毛泽东自传》是1937年11月1日当时的进步书社--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上海四马路黎明书局(现在的福州路)经售。据山西太原的郝三丁先生提供的有关《毛泽东自传》当年出版后的“广告资料”中介绍,“本书是毛泽东先生亲向美国著名记者史诺氏(即斯诺)口述身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原文首先在《亚西亚》(英文杂志,即Asia)上分四期发表,经本社译出在《战时旬刊》中连续刊出,曾引起读者莫大的注意。现原文最后一章已由航空寄到本社,经汪衡先生全部译出,并请周民先生详加校正……”据考证,1937年2月1日,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的《文摘》月刊创刊,16开,彩色封面,每期达200页,共出版8期,名誉社长钱新之,社长吴南轩,主编为孙寒冰等人,总经售是黎明书局。1937年8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在“人物种种”栏目内,开始刊载“毛泽东自传(特译稿)”。

卢沟桥事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文摘》月刊改版为《文摘战时旬刊》,在其第1号(1937年10月14日出版)继续刊载《毛泽东自传(2)》,直到第6号全部刊载完毕。而黎明书局创办于1930年,孙寒冰是负责人,徐毓源为经理,起初规模很小,只有四五个人,没有出过多少书,在1936年前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后,伍蠡甫、冯和法先后加盟黎明书局。出版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孙寒冰四处奔走活动,并得到在上海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大力支持,《毛泽东自传》才得以出版,并在19天之后再版,发往当时的北平、南京、开封、安庆、成都等15个分发行所和全国各大书局代售。

《毛泽东自传》中“解放后未公开发表过的照片”的来历

更令我们惊喜的是,《毛泽东自传》中那张毛泽东站在陕北农家小院中的全身照片,照片中还有一只觅食的母鸡,这是解放后还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十分珍贵。据陕西省档案馆资料,此照片的拍摄者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香港建义利有限公司董事长田一明先生。

1937年,当时只有23岁的田一明先生受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派到陕北处理公事,4月,在当时七贤庄红军联络处李克农主任的安排下乘一辆装满补给品的篷布卡车,一路颠簸到达延安。时任苏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安排他晋见毛泽东等领导人。

毛泽东当时住在延安北门靠左边的土山下的一所小院落里,陪田一明同去的还有延安县县长王正身。田一明先生在一份赠送给陕西省的资料中说:“记忆中的窑门是朝东开的,窑洞的土炕上放了一块担任床用的木板,上边放着洁白的棉被和卧具,显示着毛主席还不习惯睡土炕。炕沿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小桌,桌上放着几本书和茶具。室内靠门窗亮处放着一张长方形方桌和椅子,墙上钉着一幅大的作战用的军事地图。室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条桌和几把木制椅子。落座后,毛主席还和我们来家常,问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我提出想为毛主席照一张相,他概然应允。我们一同走出窑洞的门,在院中选一光线比较好的角度。我当时用的是德国AGFA牌的相机,胶片是Film
Pack,一张一张地抽换。

因此,对光和抽换胶卷要费一点时间,毛主席站在天井中毫无着急之意,还一再说:慢慢来。当我要按下快门时,忽然有一只小鸡走到毛主席的身后,我正要赶那只小鸡时,毛主席摇摇手说:不要赶,留上小鸡在身后更有生活气息。”据说,这张照片的底片目前保存在新华社。

此外,《毛泽东自传》插页中有毛泽东关于“抗日”的手书题词,落款处有一朱印“毛泽东印”,此印章的作者目前不知是谁,还是一个谜。

源自:毛泽东自传全文作者:王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