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帽遮颜,漏船载酒——我心中的杨宪益

孤岛上有座疯人院2021-02-22 13:25:08

編者按:本次推送是本人学霸闺蜜的正经学术长文,介绍翻译家杨宪益。希望以后能多多收到这样高质量的投稿,读完之后让我也受益匪浅,并凭着历史狗的直觉,好像找到一个新的研究对象……


他是钱钟书、语言学家吕叔湘、历史学家向达在牛津时的亲密伙伴,他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革命者,他著作不多但是译作等身,精通拉丁文、希腊文、中世纪法文和英文,通过他的译作,更多人得以欣赏中国古典小说之美。他的人生观和处事原则让他吃尽了苦头,也让他的家庭四分五裂,甚至影响到他的晚年生活,但在自传的结尾他写道:“如果我再活一次,我也还是会这样活。”

宪益之后,再无宪益。





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杨宪益的文章,自从去年12月大家翘首期盼的西港岛线开通以后,香港大学站A出口走廊的两侧做成了历史展,布满了知名校友的照片,如张爱玲。还有一张照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是Mother Teresa在1993年被香港大学授予Honarary DoctorDegree时候的照片,照片下没有特别注明,但这张照片我已经在不同场合见过很多次了,Mother Teresa身边那个安静孤独、满头银发的老人,是他。


从此,每次我搭地铁上学校,路过那张照片时都会刻意多看一眼,既是对偶像致敬,也是进行更多的关于他本人的思索。第一次知道他还是上高中时,当时杨先生已经去世两年,爸爸买了一本雷音的《杨宪益传》。封面上的他穿着中山装,轮廓瘦削表情安详,爸爸指着他的名字问我知道这是谁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只感觉照片上的老人有种特别的气质。然后爸爸告诉我,他是个大翻译家,翻译了红楼梦。我听了大为吃惊,在当时的我看来红楼梦这样一部包含了无数宇宙和人生秘密的奇书居然是刻意翻译成英文的,而且还是一个中国人做到了这件事。当时我下定决心,以后进了大学,一定要学好英文,一定要把他翻译的英文译本好好读一读。

现在看来,爸爸的概括并不准确,至少他自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个翻译家,他只肯说自己的职业是翻译匠。

他真的太谦虚了。

结果大学第一年第一学期在宋耕老师的课上就讲到了杨宪益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我兴奋极了,当时和宋老师表示期末作业要写关于杨译本和David Hawkes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分析。在写论文的过程中看了这两个译本的许多章节,无法衡量其优劣,但毫无疑问的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语言特色。然后对这精通中英双语的异国夫妇好奇不已,就去找了他的传记来读。这一开始,我对他的兴趣就不可收拾。

我是从英文版的《White Tiger》开始的。雷音出版的译本叫《白虎星照命》,意思是杨宪益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母亲在怀他的时候梦到白色老虎,算命先生说,这表明他会给他的父亲带来厄运,而这个孩子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会拥有事业上的成功。他自己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总结道,他不知道自己的一生算不算成功,但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这一点的确没错。

在1940年他满25岁以前,我想他的人生就只能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形容。祖父辈和袁世凯有亲密交往,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杨宪益收到的宠爱可想而知。他在天津有名的新会书院上中学,打下了良好的中英文功底。在自传中我发现,回忆那段往事时,他本人也是兴奋的。这种兴奋未必来源于那时显赫的家世,而是自己对年少自负的宽容。在新会书院时期,他不仅仅只是中英文俱佳,数理科目也极其优秀,以至于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提出让他免试直接进入学校读二年级。后来他去了英国,在备考期间他不知道自己该选择剑桥还是牛津,别人告诉他说牛津更好,也更难进,于是他下决心要进入牛津。他得意地写道,自己到了英国才正式开始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两个人文学士的必备科目,而他的天赋使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达到了英国学生需要好几年才能掌握的入学水平。由于在面试的时候实话实说,使得学院认为他的基础并没有很牢固,以这个理由要求他推迟一年入学。

在牛津求学时期的杨宪益读书绝不是刻苦的,他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出游、社交和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上。由于家世显赫加上人缘好,他被推举为中国学会的会长,也是在这一时期结识了学中国文学的英国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在回忆自己读书为什么不如其他学生用功以至于只得到了四等荣誉学位的时候,他回忆说,因为自己无意继续深造,也不想留在英国教书,只等毕业马上回国,因此成绩好坏都不影响他在国内的大学谋得一个职位。他在1940年这样的紧要关头带着英国未婚妻回到中国,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们二人日后也为这个决定付出了无数惨痛的代价。但杨宪益写道,如果当时不这么做,他会觉得羞愧。对另一件发生在他古稀之年的重大事件,他的形容如出一辙,就是如果他不这么做,他会觉得羞愧。

中译本《漏船载酒忆当年》删去了英文原书的最后三张,因此译文在提到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那个震惊全球的事件时戛然而止。

在此文的作者眼中,杨宪益是神秘的,但在我看来,在我对他的各种传记都看过不止一遍之后,我觉得,这个人简单极了,正是由于太简单,反而难以被复杂的“正常人”所理解。南方人物周刊关于他的专栏的题目是《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三个词,太好了,他的一生的确是这样。


他在青年时代热衷政治,为了宣传抗日竭尽全力:写剧本、演出、筹款、办报,并在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中国。其实当时他本来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去美国从事专业研究。但西南联大给他发了聘书,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回去了。在南京和重庆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国民党之腐败深恶痛绝,因此1949年他没有选择和编译馆同事梁实秋一样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南京。当时的他仍然年轻,全然预料不到笼罩在头上的阴云。

50年代在外文出版社的时期是他和戴乃迭翻译工作的最高峰,两人的译作包括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及《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他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辛苦但有意思,两个人开足马力不停往前赶工。唯一让他不满的,就是他们无权在作品的取舍上发表意见,只能听命于上面。为此他无法翻译很多自己心爱但思想“有问题”的小说。



(两人在重庆的结婚照)

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期间因为两人双双入狱中断了四年,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有着广泛影响,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之一。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因此,说他翻译了半个中国,没有半点夸大的成分。

他有自己热爱并擅长的工作,有自己持守的理想。

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在南京工作的杨宪益是个大忙人,没黑没白地出席各式各样的活动和会议,还多次代表南京市政府到火车上慰问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人们都知道豫剧名伶常香玉捐了一架飞机,很少人知道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也捐了一架(且比常捐献更多),甚至他们的女儿杨荧也是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得知此事。一九九九年,戴乃迭去世,杨荧在清理遗物时竟发现母亲身后连一枚戒指都没有留下。他们的订婚戒指和婆婆送给洋儿媳的金银首饰、翡翠玛瑙和各式各样的蓝绿宝石全都变现凑钱了。杨宪益后来说:这事我不说,谁也不知道。杨宪益为何对捐飞机的事长期守口如瓶?是觉得没什么可夸耀的吗?作为南京大学外文系教师的戴乃迭,成为少数滞留大陆的英国人。此时彷彿她就是英美帝国主义魔鬼的化身,备受冷落和歧视。同事、朋友视之如瘟神,有的甚至当着她的面故意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杨宪益戴乃迭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变卖金银细软捐飞机的。

这样一个青年时期崇尚马克思主义的人,国民党撤离大陆时拒绝接受飞往台湾的机票,抗美援朝时响应号召捐献飞机,两次无偿捐赠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给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馆.即便如此,至期间他仍然被打成特务嫌疑,坐牢四年。英国学界二十三位着名汉学家联名致函周恩来,希望瞭解戴乃迭的状况,信函却如石沉大海。三个子女虽与之划清界限,仍然被发配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儿子杨烨因母亲的外国人身份被北京大学拒之门外,即使带着红卫兵来抄自己家也不被信任,受尽凌辱。七十多岁的杨母被罚每天扫大街,在英国的戴母则在对女儿的下落一无所知的绝望中辞世。杨宪益被关四年,出狱时竟被索要四年的伙食费(大约当局认为当年这个捐飞机的人家底尚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尚堪再敲一笔钱)。杨戴出狱后,杨宪益患上精神分裂症(两年后痊癒),杨烨也出现精神危机,有一天突然宣佈自己不是中国人,只说英文不说中文,也不认杨宪益这个父亲。在周恩来过问下,杨烨获准去英国,谁也没料到他后来在英国姨妈家紧闭房门用汽油自焚。


在那个夏天,关注形势发展的杨宪益心中着急,为学生的命运担心。许多见证人的叙述给杨宪益极大的刺激。正因为抱有深深的信任和希望,杨宪益才会对现实感到加倍的愤恨。在杨宪益的一生中,很少出现情感无法控制的时刻,正在这时,远隔千里的伦敦打来了长途电话,对方是BBC广播公司的记者,问杨宪益的的看法,于是,杨宪益对着话筒倾诉了他的满腔义愤。后来,BBC反复播放杨宪益的采访录音,使这篇广播讲话流传很广,录音播放以后,许多人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杨宪益的声音。那时整个社会处于一片万马齐喑之中,杨宪益的讲话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照亮了许多人的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杨宪益这三个字,被印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中。事实又一次证明,杨宪益的为人准则是听凭天性而不是听凭利害关系。他尽管并不想充当英雄,但由于行事方式是恃欲轻言(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而不是瞻前顾后,所以,他往往在无意之中做出一般人做不出的举动来。当时的家人都担心得要命,尤其是戴乃迭,他担心杨宪益会再次入狱,因为在他讲出这样直率的话的时候,他已经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了!


这场风波过后不久,一场大病突来,戴乃迭失去了记忆。从此,她再也没有恢复过来。19946月,杨宪益离开居住了三十年的百万庄外文局宿舍,迁居友谊宾馆后写了一组诗。在终日的郁郁寡欢之中,杨宪益却竭力说服自己要随遇而安:

无端野鸟入金笼,终日栖栖斗室中。

只好闭门装隐士,何须下海耍英雄。

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老子犹堪绝荒漠,京城亦可化胡戎。

辞去肮脏百万庄,暂居宾馆觅清凉。

投林倦鸟随枝歇,漏网游鱼见穴藏。

岂敢择邻师孟母,只能拼命作三郎。

亲朋疏远音书隔,犹胜逃亡去异乡。

诗的最后一句点出了要害:尽管有百般的不适,总比流亡他乡要强啊!杨宪益的这种自我安慰,使人看到了他含泪的笑。


一回到外文局宿舍,杨宪益就写了一份请求给予纪律处分的报告,交给《中国文学》的党组织负责人。杨宪益在自传中说:我一回北京,就向《中国文学》的书记写了一份报告,谈话内容是我对事件的感受。我做这些事情,事先没有得到允许,这违反了纪律。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请求给予纪律处分。我没有说对不起,也没有说对所做过的事情感到后悔承认事实但不表示后悔,承认违反纪律,但不承认错误,这是杨宪益的底线。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杨宪益在强大的压力下,坚守住这一底线,足以见其本色。真正有良知的人,是不会在舆论和时间的影响下对不公正妥协的,永远不会。

上级当然希望杨宪益也写一个检讨,最好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一篇文章。为了说服杨宪益,文化部(外文局的上级单位)决定派一个领导干部做杨宪益的思想工作。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自告奋勇,他亲自上门三次,希望杨宪益转弯子,但最终却无功而返。

此后,杨宪益写了一首诗,以表达心志,并抒发郁结的情怀:

母老妻衰畏远行,劫灰飞尽古今平。

莫言天意怜幽草,幸喜人间重晚晴。

有酒有烟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

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

杨宪益拒绝写检查的消息像风一样快地传开了,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他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看到了一个真正卓尔不群的人。许多人打电话给杨宪益,在电话中表达他们不能在公开场合说的话。有人写信给杨敏如说“令兄风骨,令人钦敬”。九十多岁的钟敬文老人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他是为我们说话,为我们受苦啊!”季羡林不只一次由衷地说“杨先生骨头硬”。


在杨宪益表面上的“不严肃”的背后,是他的“大事不糊涂”。杨宪益对事物“轻重”的衡量的确与众不同。他把“分清是非”和“气节”这样 “虚”的东西看的很重。与此相反的是,他从不知道自己每月工资的确切数字,也不在乎“钱财”、“级别”、“住房待遇”这样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1994年6月,他从外文局搬到友谊宾馆,原来的两大套六间房缩成了一套三间房,房子还是以戴乃迭这个外籍专家的名义分的,杨宪益苦干了半个世纪,最后竟连一间房也没有了。亲戚朋友劝他向领导提出在外文局大院里保留一套房,就说他要两边住。他不干,他说:“我怎么能说瞎话?既然我不住,何必跟人家要房子?”此外,他的工资长期低于比他资历浅、水平差的某些同事,作为全国第一流的做出过最大贡献的翻译家,他至今没有获得过“国家级专家津贴”,《中国文学》社鉴于杨宪益在翻译界的地位和他做出的贡献,曾两次向上申报给予他“政府专家津贴”,可上级单位文化部党组和对外文委都批驳了回来。对此,他只是付之一笑。

1993年11月,杨宪益写了一首题为《自勉》的诗:

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

百年恩怨须臾尽,作个堂堂正正人。

这首诗既是杨宪益的自勉,也是他实际为人的写照。

作为丈夫和父亲,杨宪益确有可非议之处,作为父亲,在儿子最需要时,他的态度生硬冷淡,没有给儿子应有的理解和温暖,直到儿子去世,父子之间的鸿沟也没有消除;作为丈夫,他在妻子最痛苦的时候,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爱和体贴。在那一段时间里,杨宪益把大量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似乎在躲避单独与乃迭二人相对的处境。因为每当夫妻二人默然相对时,他无法解答妻子无言的诘问,更无法挽回发生了的一切。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在丧子之痛中煎熬,眼睁睁地看着妻子一天天走向衰竭。如果说,戴乃迭最大的痛苦是儿子的死,那么,杨宪益的最大痛苦就是妻子的离他而去。这是个很长的过程。从1990年戴乃迭大病一场丧失记忆之时起,到1999年的永别,前后延续了十年。杨宪益眼见着妻子的神志一天一天一点一点地与他远离。他默默忍受着这一长期徒刑。杨宪益,这个从来不相信命运的人,似乎也对命运低头了。

然而,杨宪益也有向命运抗争的时刻。在妻子神志还清醒的时候,杨宪益曾经用过各种办法,努力挽回戴乃迭对生活的信心,以打消她对生活的怀疑和幻灭感。他曾再三充满感情地说:“我在牛津最值得说的是认识了戴乃迭——我的爱人。”杨宪益之所以如此说法,除了一般人们的认识“戴乃迭不仅是他的爱人、妻子、他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他工作上最好的伙伴”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他是在不断地向戴乃迭发出“我们的一生是值得的、不后悔的”信号,以挽回戴乃迭对生活的信心。如果说,戴乃迭直到生命的最后,精神世界仍没有完全坍塌的话,是靠了她和杨宪益共同拥有的一切、靠了杨宪益对生活的信念,靠了他坚强的支撑而站住的。到了晚年,尽管戴乃迭的健康已受到了致命的损害,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杨宪益拒绝了一切社交活动,寸步不离地看护着她,使她得到无限的宽慰。





第一张是他们在苏格兰湖区游玩时的照片,两人正值年少,意气风发,还带着恋人的亲昵和羞涩,第二张则是戴乃迭失去记忆后杨宪益悉心照顾的画面。乃迭去世后他曾作悼亡诗一首:“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他是钱钟书、语言学家吕叔湘、历史学家向达在牛津时的亲密伙伴,他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他著作不多但是译作等身,精通拉丁文、希腊文、中世纪法文和英文,通过他的译作,更多人得以欣赏中国古典小说之美。他的人生观和处事原则让他吃尽了苦头,也让他的家庭四分五裂,甚至影响到他的晚年生活,但在自传的结尾他写道:“如果我再活一次,我也还是会这样活。”

宪益之后,再无宪益。